开展医学教育培训建议

⑴ 继续教育问卷调查对于培训工作的展开你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对于这个教育机构的培训工作的展开的话，你还是应该去。然后去请教一下当地的你们的老师就可以了。

⑵ 培训学习意见和建议怎么写

培训学习意见和建议：

1、本次培训的课程总体内容丰富，课堂氛围好。大家都有学习的热情，每次的课前小互动环境既放松了情绪又缓解了压力。课前小互动是值得推崇的培训环节，也能够让学员们认员。我们的培训老师也是热情高涨，毫无保留的将自己所学所得与我们学员分享，让我们共同进步。

2、做为一名职能部门的员工，感觉培训课程内容多倾向于卖场销售的一线人员，有些课程内容与本职工作相关偏远，应该在培训时有针对性。可以课前了解员工的培训需求，然后制定培训计划并实施。这样可以更大程度的满足员求知的需求，集中力量分人员、分岗位培训。

3、提前下发课件教程资料，以免员工在听课过程中只注意笔记而乎略听课，这样可以帮助记笔记慢，文化基础弱的学员更好掌握学习的重点。对于一些课程需要加入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以身边事、身边人、具体事来帮助学员加深课程的理解，深入浅出，引导学员听透所授课的内容。

4、课程的选择上也可以加上实操性的东西。如：陈列、色彩搭配课就可以配上教具。让学员实际动手操作。这样可以增加课程的互动性，更有益于学员对抽象概念的具体理解。如果我们能从重多培训讲师中，确定一部分优秀的讲师固定授课会比讲师轮流授课效果好。

5、授课也是需要一定授课技巧，授课人有内涵，能将课件的内容充分的表达和传递给学员，增强培训授课的效果。建议可以让学员投票选出一部分比较喜欢的讲师，色后固定授课老师另外，也给我们的学员提出一点建议。

6、那就把每次的培训心得留存一份，以便日后翻看时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历程，看到自己在学习中的优点与不足。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见谅。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培训中学有所成，共同进步。

⑶ 如何更好地开展临床科研，教学，医疗工作

[导读] 对中国广大医生而言，临床与科研的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当前国内的很多医院强调，医生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又要做好科研工作，以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等指标要求临床医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临床与科研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
对中国广大医生而言，临床与科研的关系，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当前国内的很多医院强调，医生在做好临床工作的同时，又要做好科研工作，以申请课题，发表论文等指标要求临床医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临床与科研不可兼得的尴尬局面。

全民科研所言不虚：个人兴趣？硬性指标？

参加讨论的临床医生几乎都在三级医院供职，绝大多数是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并且有指导研究生的资质，有一半以上的人平均每年发表3篇以上的论文，全部是在SCI或中文核心期刊上。很多人主持或参与多项研究课题，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临床药物验证、国家重大专项研究等，课题经费高达两千万。然而，有趣而讽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我对科研更感兴趣”.

所有的医生都表示，医院和科室对医生下达了发表论文的任务；即使医院没有要求，晋升职称也要有一定数量和等级的论文。于是医生们白天忙临床，晚上做科研写论文，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同行中脱颖而出。这个过程非常辛苦，刚刚在顶级医学刊物《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论文的顾锋教授说：“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历时一年半，每位作者每隔2至3周都会抽出至少8到10小时的时间，不断地对文章进行修改。”

张强医生也说：“我在做年轻医生的时候，是临床和科研的拼命三郎。哪个时候没有要求发表SCI文章，我一年可以写6篇中华牌杂志文章，课题也很多。牺牲了应该关爱照顾家庭的时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当然，也有医生对科研和论文表示不满或反对：“我是外科医生，只要会找资料，把人家的经验拿来融会贯通就好，干好医生的本分即可。”刚刚跳出体制的于莺则表示：“我希望每个人干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做能提高自己的事情。如果觉得科研有帮助，那就做。但是如果只为了晋升而做无意义、浪费钱的重复科研，对我来说，我不会去做！”

论文指挥棒下，行进如何？

由于科研和论文与职称评定晋升体系和医院等级评定等挂钩，导致医院过度强调科研，几乎所有的医生都经历过被迫申请课题和撰写论文的痛苦。

为了科研而科研，难免会偏离原本目的。国内很多大医院的科研方向偏向基础领域，一方面是这些研究看起来“高大上”,更容易申请到课题经费；另一方面，现在很多顶级SCI杂志青睐这方面的论文，做基础研究更容易产出高水平的文章。很多教授为大势所趋，直接将研究聚焦于奔着基因检测、分子调控的水平去了。

而大多数临床医生的基础研究水平并不是很高，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课题在进行中常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鲜有一帆风顺。真正参与实施这些课题的绝大多数是研究生，为了保证课题尽快完成按期毕业，很多研究生几乎三年都泡在实验室里，进行临床训练的时间越来越少；很多研究生毕业之后，对临床工作连起码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这样的医学研究生，又怎样能做好医生呢？

过度追求课题经费金额和论文数量，必然会导致造假泛滥。在讨论中，很多医生表示见到过试验或论文作假的现象。课题一旦申请，必须如期结题，否则经费如数收回，论文不发表，晋升无门。在强大的压力下，有些人被逼选择了造假。一些教授表示，在自己的课题中从未有过造假的行为，但是“进行得非常困难”.

良好的课题需要投入很多人员和精力，但能够产出并发表的论文数量有限；有些医院在职称评定晋升过程中，只认可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为了完成科研和论文的硬性指标，有些医生不得不通过其他渠道“想办法”,除了造假之外，导致了近年盛行的论文买卖现象，形成了一条论文代写造假产业链，其猖獗程度触目惊心。更有甚者，一些医生公开宣称，只要花钱能办到的事情，根本就不算什么事情。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过度强调科研和论文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医学行业的科研伦理道德，起到了颠覆性的摧毁作用。

临床科研，被忽视的风景

尽管医生们对举国科研的体制表示不满，仍有很多人找到了捷径。很多医生表示，真正的临床科研，是循证医学的需要，是医学科学进步的阶梯，他们更愿意进行临床相关的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兼胸外科主任陈静瑜介绍经验：“我发表的SC1论文主要与肺移植相关，前后共5篇。第一篇SCI是个案报道：左供肺植入右胸治疗肺纤维化，全球仅两例；第二篇肺移植治疗肺结核。这些论文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在国外，很多医生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了特殊案例，会写成论文，作为个案报道（case report）发表在专业期刊上，象《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作为医学领域的顶级期刊，从1953年起，就开设Case Record of the 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专栏，每周刊登一篇麻省总医院的特殊病例，供广大同行交流学习，内容往往涉及多个学科专业，至今已经登载3160余例，对提高临床医生的知识和技术很有帮助。虽然几乎所有的参加讨论医生都认为，个案报道很具有参考价值，但只有76%的医生表示，自己会将临床中的特殊案例写成个案报道投稿，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很多医院在职称评审晋升过程中，并不承认个案报道的价值。

很多医生认为，SCI论文并不是只有要在实验室的瓶瓶罐中中才能做出来，临床研究一样可以发表高水平的论文，关键是思路。中国从来不缺病人，针对某一类疾病，设计严谨的临床研究，进行长期随访观察，同样也能做出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来。也有些医生选择与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合作，他们戏称，这是在没有行政背景资源，也没有扎实基础学科背景的情况下杀出的“一条血路”.

写自己喜欢的内容，也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在临床工作中，很多医生都会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方向，对这些方面的内容加以总结就不会感到痛苦和枯燥，而是一件愉快的事。一位神经内科医生说：“前阵子我们给一个杂志写综述，我很感兴趣，夜以继日跟美国朋友一起合作写，虽然这个杂志的影响因子不高，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收获，因为这是‘我手写我心’。”

当然也有执着的探索者，协和尹佳的团队刚刚获得了北京市药监局9个过敏原制剂注册许可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获得注册的花粉等过敏原制剂。对此，她颇有感慨：“好的临床科研需要长期投入，耐得住寂寞，我们的科研课题均为解决临床问题，国家要的成果是药监局的注册许可或新药证书，而非SCI文章。为了这些研究，我们的团队在前辈工作的基础上又埋头奋斗了12年，这一切都是在每年数万病人门诊的情况下进行的。短期见效的SCI评价体系会误导科研方向。”

科研模式屡遭诟病，怎样才是合理？

讨论进行到一半，突然有人发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即使咱们群内的讨论，也未能免俗，一样用SCI文章数量和经费金额来衡量各自‘牛不牛’，这些东西无形中已经变成了医生的身份标签。客观地说，目前中国并不存在能够客观评价临床能力的方式和指标，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诚然，对每位医生的临床水平，现实中很难做出客观评价，如何再按照目前的模式评定出“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更是个问题。但在国外和台湾，医生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职称评定体系，也没有论文压力，做科研全凭兴趣。美国的临床医生只有两个级别， 完成了住院医师（resident）培训之后，成为主治医生（attending），已是最高职称，可以自由地选择在医院工作还是自己开诊所。畸形的职称评定体系，才是导致今天的临床、科研难以兼顾这一难题的真正根源。

讨论中，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承认，在临床中遇到疑难问题时，都会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如果临床工作遇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交给科研团队去研究，而不占用临床过多的时间，反倒能够取得更多的成果。纵观国外的名医，都具有很高的临床水平，虽然他们不是每天泡在实验室，但他们背后往往拥有一个自己的研究团队，或者能与优秀的科研团队密切配合，通过明确的分工，发挥各自的优势，取得了骄人的临床或科研成就。

因为看到了国外医生的执业模式更合理，张强决定自由执业，他坦言：“我的自由执业，会更好地帮助我提升学术水平，将来能力允许时，一定会聘用或者寻求与顶级的国际化科研团队进行合作。临床和科研的人员分离，各司其职，沟通协调。这是我理想中的科研模式。北京和睦家医院为每位医生提供每年25000元的出国交流经费，私立医院对医生学术交流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公立医院，而且更加合理规范。”

没有自由流动的医疗市场，没有患者用脚投票的机制，科研和SCI论文自然就成了片面且容易计算的指标。然而科研利益分配和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很容易变成对临床医生的剥削。张强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的很多科主任，是很好的资源整合者，而非优秀的科研工作者。这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现象。随着医疗市场的开放，科研的性质、目的以及承载的主题都会发生改变。”

现代医学中，临床和科研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浑身一体，不可分割。一位好医生，其临床与科研水平也许不一定并驾齐驱，但决不可能偏废任何一方。

参与讨论的医生一致认为，当前临床医生面临的临床与科研孰轻孰重的问题，其根源在于多年来实行的医疗资源集中体制，造成广大医生缺乏正规的培训教育，而各级主管行政部门颁布的各式各样的临床与科研指标，在无形中变成了限制和盘剥各级医生的工具。医疗资源的集中体制不改，临床与科研矛盾割裂的积弊，决无改观可能。然而，在这个大环境下，医生们还是必须正视科研与论文的压力，找到更适合各自情况的道路，因为各位医生能够做到的，只是努力小范围地改变自身环境，其程度相当有限，更多情况下还是不得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大环境。

⑷ 培训学习建议怎么写

本人有幸参加了本次员工的培训班，经过一段时间的课程学习，个人对此培训的意见和建议如下：
本次培训的课程总体内容丰富，课堂氛围好。大家都有学习的热情，每次的课前小互动环境既放松了情绪又缓解了压力。课前小互动是值得推崇的培训环节，也能够让学员们认员。我们的培训老师也是热情高涨，毫无保留的将自己所学所得与我们学员分享，让我们共同进步。
做为一名职能部门的员工而言，感觉培训课程内容多倾向于卖场销售的一线人员，有些课程内容与本职工作相关偏远，应该在培训时有针对性。可以课前了解员工的培训需求，然后制定培训计划并实施。这样可以更大程度的满足员求知的需求，集中力量分人员、分岗位培训。另外，可以提前下发课件教程资料，以免员工在听课过程中只注意笔记而乎略听课，这样可以帮助记笔记慢，文化基础弱的学员更好掌握学习的重点。
对于一些课程需要加入实际案例进行分析。以身边事、身边人、具体事来帮助学员加深课程的理解，深入浅出，引导学员听透所授课的内容。做到上一节课有一节课的效果。课程的选择上也可以加上实操性的东西。如：陈列、色彩搭配课就可以配上教具。让学员实际动手操作。这样可以增加课程的互动性，更有益于学员对抽象概念的具体理解。
如果我们能从重多培训讲师中，确定一部分优秀的讲师固定授课会比讲师轮流授课效果好。因为，授课也是需要一定授课技巧，授课人有内涵，能将课件的内容充分的表达和传递给学员，增强培训授课的效果。建议可以让学员投票选出一部分比较喜欢的讲师，色后固定授课老师。
另外，也给我们的学员提出一点建议。那就是把每次的培训心得留存一份，以便日后翻看时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历程，看到自己在学习中的优点与不足。
以上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见谅。也希望我们大家在培训中学有所成，共同进步。
供参考。

⑸ 学习医学方面的一些建议

其实医生和病人都是受害者，每次矛盾激化，制度制定者都在背后躲着，具体的也不用多说，能独立思考的人还是能明白一二。学西医的话可以选理科，应为涉及生物、化学的一些东西，会用到的。中医的话想对好点，但就算学中医，西医也是必学的。建议别学中医，虽然看起来很火，但实际上国家完全没有实际的帮扶，收入也比西医会少很多。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别选中西医结合专业，坑死人。另外，想给人看病就一定得选临床专业。
最后，没有哪个当官的一开始是想专横跋扈的，没有哪个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做坏事的，没有哪个医生开始就是想着收红包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大家总喜欢妖魔化一类人，城管，富二代，医生。。。个人觉得能独立思考的时候，就是成熟的时候。加油。

⑹ 对教育培训机构的建议

1、注意培训机构的形象，要树立良好的口碑，为自己营造一个好的市场效应。

2、学生管理要灵活变通，不要过分在乎学生退费的这类事情，要真诚有效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3、要研究一套自己的特色的教育教学方法，专注于教育这个问题，要有所创新。

4、对于员工以及教师的管理上，要尊重双方，要解决好员工与老板的利益关系的问题。

5、对于财务问题要及时有效的反馈才能有效处理。

6、要把自己的的服务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真正从家长和学院的需求出发。尤其重视教育教学质量。

(6)开展医学教育培训建议扩展阅读：

深抓教学，做好服务，提升口碑：要提升品牌影响力，核心还是要深抓教学。抓好教学的基础上，必须做好家校服务，这样学校的口碑才会得到最大化的传播。

因为整体教育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除了拼教学外，还需要完善艺术机构的服务体系，把服务做扎实，让生源及家长获得最大的满意度，赢得家长的深度认同，学校的口碑传送才能最大化，品牌影响力才能根深牢固。

⑺ 如何开展医学人文关怀教育

20世纪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现代医学已成为囊括探索生命奥秘、防治疾病、增进健康、缓解病痛的一个庞大的综合体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类在享受现代医学技术提供日益增多的保健服务的同时，人们却对医学的非人性化趋势产生疑惑并提出越来越多的批评，呼唤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和价值，期盼医学人文关怀传统的复兴。

一、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的断裂
由于医学的目的是救治在病痛中挣扎、饱受躯体疾患和精神痛楚折磨的病人，因此，医生除了应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之外，“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利他主义，热心、谦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不迷信。” 自古以来，医学就一直被认为是最具人文传统的一门学科，医生是最富含人情味的职业。在中国古代，医学被称为“仁术”，医生被誉为“仁爱之士”，行医治病、施药济人被认为是施仁爱于他人的理想途径之一。在西方，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认为“医术是一切技术中最美和最高尚的”。强调人体的整体性、人体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古代东西方医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古代医生在治病过程中并不囿于有病部位的治疗，而是主张机体的整体性康复。他们相信“人体是由其本身的各个部分的一致而又交流着的知觉环构成的，当其中任何一部分受到侵袭时，整个身体都可能受到影响。……因此即使人的很小部分受伤，全身就感到疼痛，因为各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所以，医生不仅应当注意有病部位的治疗，而且也应当关爱病人。病人躯体上的不适往往也导致精神上的痛楚，更何况疾病有时被视为上苍对人类不良行为的惩戒，病人从而遭受到躯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医生舒缓病人的精神压力也有益于躯体疾病的康复。古代医生强调对医疗技术的热爱与对病人的热爱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相信医术的目的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或者至少减轻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缺乏有效的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手段，于是他们在竭力为病人寻求治疗和缓解病痛的措施的同时，更注重对待病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通过对病人的同情、关心、安慰等，给予病人情感的关照。
医学人文精神传统不仅在医生的治疗活动中延续，也凝结成稳固地体现慈善、博爱精神的医学建制——医院。在医学史上，无论中外，医院的兴起无不与仁爱、照顾和关怀相关。古罗马时期的一位慈善家，为护理贫病交加的患者，变卖了自己的财产，创办了第一家医院。我国北宋时期文学家苏轼，在疫病流行期间，为照顾无家可归的病人，创办了“安乐病坊”。还有欧洲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兴办的“普通医院”，都以照顾和医治贫困病人为己任，充溢着人道主义的关爱之情。
20世纪以前的医学，在疾病诊治方面的能力十分有限，即便是在医院，也只不过是一种规范化的照顾程序。在20世纪，医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医院里装备了各种诊断仪器和设备：从X射线、心电图、电镜、内窥镜、示踪仪、超声诊断仪，到自动生化分析仪、CT扫描、正电子摄影（PET）、核磁共振成象（MRI）。医生们凭借这些仪器设备能准确、动态、自动地诊断、分析疾病原因和机体的功能变化。肾透析机、心肺机、起搏器、人工脏器等在临床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化学药物、器官移植、生殖技术、介入性治疗等提供了多种有效治疗手段。不断涌现的现代化诊断、治疗技术将医生的注意力从关注病人吸引到寻找致病原因、分析偏离正常值的数据、发现细胞或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变化上。为了更准确、有效地诊治疾病，按疾病的不同位置或类型分类的临床专科和亚专科纷纷建立，在此病人被简化为因机体的某一部位损伤或功能失常需要修理和更换零件的生命机器。为了便于现代化医院的管理，病人的姓名也被半军事化的番号所取代，病人的个性化被疾病分类的统一化所溶解。医学专业化的发展导致了医疗保健程序的分解，在现代医学的词汇中病人一词被分解为病因、病原、症状、体征等单个的词素，病人的痛苦被转化为检验单上的数值和各类影像图片。于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病人就这样逐渐地在现代医学诊疗过程中被逐渐消解了。尽管对病人的关照依然被提及，但那已是现代医学技术范畴之外的事情了。医学中的人文精神在现代科学技术洪流的冲刷下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二、 技术至善主义：医学的异化
20世纪以前，医学技术的进展是相当缓慢的，医生们凭借有限的药物和实践中摸索的经验，为病人解决力所能及的问题。在20世纪，这种局面发生了更本性的变化，医学不仅获得了消灭、控制疾病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操纵生命的密码。随着医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技术至善论”将人们锁定在医学“能做，必须做”的雄心勃勃的幻想中：人类可以消除一切病痛、人的所有器官都象机器的零件一样损坏后可以更换。新技术对医生的行为和医患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断更新的诊疗技术导致了医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实验室，而不是在病人床边聆听病人的陈述和与病人交谈。医生更加关注的躯体问题而忽视病人的情感，因为躯体问题能被测量，情感问题则不能，而且医生们相信如果躯体问题解决了其它问题都将迎刃而解。简而言之，现代医学试图以技术去消解医学的非技术维度。
现代化医院的环境也似乎很难有助于重视精神的价值。日常工作由机械性的拨号、按钮和计算机统治着，所有操作都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诊断治疗的机械化、自动化、计算机化使医生远离病人的非技术接触，导致了医疗程序的非人格化、装配线化、超市化。死亡被看作是分子的瓦解，疾病被看作是细胞或分子结构和功能的异常。医院的操作程序很少关注病人的感觉，这或许应归结为尚未发明出对恐惧、苦恼和不悦检验的有效仪器。由于时间就是金钱，那么，在提高效率的名义下，给予病人个人的时间被压缩到最少。在强大时间压力下，面对候诊室外排满病人而感到精疲力竭的医务人员不可能是同情的来源。此外，还有医学发展本身未料到的后果：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由于药物或诊断治疗过程而导致的疾病的增加。重视药物治疗，轻视其它控制疾病环节的管理，导致人们把全部信赖寄托在依靠药物和手术治疗上，以致于造成以药物保障健康的现代迷信。美国有人报道，有30～40％的手术是不该做的。在成千上万种药物中，确切有效的仅占10％，可有可无的占30％，根本无效的占60％。英国的类似研究表明确实有效的药物只占15％。 盲目地依靠诊断仪器数据而不全面询问、检查病人也导致了临床误诊率的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张扬技术至善主义背后的潜在动力是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毫无疑问，高技术将带来高利润，在此医学界与药厂和生物技术公司分享共同的喜悦。自从十年前开始基因治疗的临床试验以来，基因治疗的功效被广泛鼓吹，但在数百个基因治疗试验中，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例毫不含糊地证明具有临床疗效。尽管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探索并非坦途，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甚至失败的代价，然而也应当警惕高技术的负面影响，警惕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会对所有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们产生的消极作用，并导致做出有悖于科学、患者和社会最好利益的决策。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客观性缺乏，不仅牵涉到个人，也牵涉到学术机构。例如在2000年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基因治疗者们，先治治自己》的社论。社论的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医学教授、前任美国人类基因学会(ASHG)主席Leon E．Rosenberg。他对于最近广为报道的几起基因治疗试验中患者死亡的事故极为关注，并且对于基因治疗中的急功近利，以及诱导公众对基因治疗产生过高期望的倾向提出警告。 虽然我们不能由此全盘否定基因治疗这一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它提醒我们应当以更严格的科学态度来审视它。
我们还应当看到，目前某些倍受推崇的“高技术”其实既不高明也不高效，或许只是费用高额而已。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称之为“半吊子技术”(halfway technology)，如冠状动脉搭桥术后常出现再狭窄，病人的生活质量也不高，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PICA)也是如此，此外还有重症监护病房（ICU）中那躺在病床上戴着人工呼吸器、身上插满各种管道的濒死病人。美国学者报告，他们的卫生经费有一半用于挽救仅存活半年的病人身上，而目前尚有4000万人，特别是其中一半以上是儿童，缺乏基本的医疗保障。 由此可见，医疗费用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与生命存活时间成正比，但并不一定能有效地改善生命质量和健康状况。临床医学强调广泛而昂贵的治疗虽然挽救了某些危重病人的生命，延缓了死亡的进程，但并不能根本解决健康问题。随着时间的进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无条件地依靠医疗技术来保护和延长生命是有欠缺的，这种脱离了病人去治疗疾病，将病人视为“肉体物质”或“生命机器”的倾向，可能导致医疗保健的畸形发展，给病人和社会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医学的异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专科化消解了整体性的人，技术化忽略了人的心理，市场化漠视人的情感。如何解决发展高新技术与适宜技术之间的矛盾；协调关心病人与治疗疾病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 医学人文关怀：急切的呼唤
尽管医学在20世纪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然而当下人们对医学技术进步的回应却是“做的越好感受越坏”。 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地为医学技术的成功而摇旗呐喊。人们开始关注人工肾、心脏移植等高技术应用带来的稀有卫生资源分配的公正问题，开始担忧试管婴儿、脑死亡标准产生的负面效应，开始对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发展的不良后果出现恐惧，对医疗保健非人格化倾向的表示不满，对不堪重负的医疗费用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公提出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于通过发展医学技术来提高和改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的承诺感到失望，对于现代医疗保健制度的效益和公正性提出怀疑。有学者指出：“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 也有学者感到，“正如我们不相信军火工业的目的是保卫国家安全一样，我们也难以相信医药保健产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 他们批评现代医疗保健体系已演变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medical-instrial complex），批评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高技术—高费用—高利益”已成为“医疗产业复合体”的目标。因此，毫不奇怪，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日益增加对“医疗产业复合体”的反感，而乐于接受更人道地对待他们的传统医学或自然疗法。
为此，医学界和社会上的有识之士急切地呼唤医学需要新的转向，需要重新定义医学的目的，需要人文精神的关注。 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病人权利运动、自我保健运动、自然疗法运动、整体医学运动，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以及70年代后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都充分地显示出医学已开始出现新的转向，即从在生物学因素方面探寻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倾向，向立体化、网络化、多维度地审视健康和疾病问题转向。与此同时，随着生命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生物机械论的局限性和人的整体有机联系。医学界涌动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人文的思潮，强调医学的目的是以人为本，医学不仅只是对疾病的治疗（cure），而且更需要对病人的关怀和照料(care)。
然而，要扭转长期以来生物医学模式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并非易事。即使到目前，许多医生并未充分认识到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不理解医学本质和价值。在技术社会中，人们强调硬科学的定量资料，回避模糊性和多元化，对生命的价值和疾病的意义等哲学问题感到窘迫。但就医学而言，由于它经常面对病痛与死亡，若医生忽视病人的价值、不探求生命的意义和医学的目的，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
好医生是承诺对病人实施最好的保健的医生。现代医生面临的挑战是在科技知识和人文素养之间保持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最重要一步是强调成为一个医生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说，你对待人的最好方式是你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事情感兴趣。美国著名医学家、人文主义者奥斯勒（W. Osler）指出，“作为医生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在看病人时，应当坐下来，哪怕只是30秒钟，病人会因此放松，更容易交流思想，至少感到医生愿意花时间对他的病人有兴趣。这是医生的基本哲学。” 目前，欧美各国已深刻认识到加强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教育的必要性，许多大学的医学院和临床医院都设置了相应的课程和实践训练，以促进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结合。
我国传统医学是人文主导型医学，具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资源。如它十分重视医疗实践的伦理价值，强调医疗活动以病人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把病人视为一个整体的人而不是损伤的机器，在诊断治疗过程中贯穿尊重病人、关怀病人的思想，主张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医乃仁术”作为医学的基本原则。这些宝贵的医学人文精神遗产在现代社会闪耀出诱人的光芒。遗憾的是，在西方医学技术的影响下，我国医学界也表现出类似的重技术轻人文的现象，甚至在传统医学的临床实践中也出现了忽视人文关怀的倾向。如何在现代社会重建科学的医学与人文的医学的平衡也是中国医学界面临的难题。
为什么医学中人文问题的重要性说的多而变化的少呢？可能是因为缺乏适当的检验医学人文教育的标准。“软学科”性质是难以测量的，尤其是培养一个既有科学头脑又满怀人文精神的医生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并非象学习专业技术那样能立即见效，更何况人文精神并非是简单地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而主要是从生活的经验和临床过程中感悟和体验的。

四、 医学人文关怀：科学的回应
随着医学的发展，人们日益深刻地认识到医学各学科间以及医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间的整体联系，更加明确医学的技术发展与人文关怀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德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普朗克所指出：“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整体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识事物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物理学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这是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
在机械唯物论影响下，近代医学从交谈的艺术变成了沉默的技术。许多医生认为在诊断疾病上，客观指征，如找到病灶、发现异常比病人的主观感受更为重要，X线、心电图、实验室检查、的结果激素、化疗、抗抑郁、CT是高度有效的工具，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医生们认为语言在与疾病的斗争中价值不大，已习惯了不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普通公众也相信那些技术设备。虽然有些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也认识到他们的话语对某些病人有治疗作用，但他们决没有想过这是科学的事情，也没有想将语言作为治疗手段。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话语的治疗价值，尤其是诊断治疗中与病人的交谈应当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临床医生应当了解使用语言作为治疗工具的价值，避免其副作用，有时甚至是毒性作用。
早在荷马时期就有关于语言有益于病人的应用：如祝愿语，讲话者鼓励病人，提供人道支持；祈祷上帝恳求干预病痛；魔咒，以驱赶恶魔。亚里士多德认为，宣泄压抑的情绪是治疗性的。在我国古代医学经典《灵枢•师传》对语言的治疗作用也有精辟的论述：“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随着现代神经科学、免疫学和内分泌学的进展，许多研究已涉及到情感状态对某些化学物质的产生和某些激素分泌的影响。例如，脑内啡呔是内源性吗啡样物质，其产物或分泌事实上可能被各种外在因素所影响。人们通过对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认识，更深入地理解了人体整体性以及人体的机能状态与抗病能力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医生使用语言作为治疗成为科学上容易理解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如何以适当的方式影响病人的情绪状态。在此，科学再次带给我们一些新概念，并对医生讲话的治疗意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许多高年资的医生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哈佛心脏病学家Bernie Lown说，最重要的治疗开始，可能是医生在急诊室里见到心脏病发作病人时，告诉他一切事情都在控制中，他将会好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作为信任关系被用于治疗。对安慰剂的研究也提示医患之间的信任联系可缓解疼痛或减少止痛药的需要。事实证明，在癌症治疗中那些有勇气面对癌症的病人比那些持消极态度的癌症患者效果更好些。在此并非是让医生应获得信仰疗法者的技巧或指望出现话语治疗的魔力，而是强调使医生手中的巨大医学科学技术力量与治疗中的人文情愫保持一种适当的平衡。医生的医疗实践必须立足于科学基础，但他们可以学会似乎只是非正统医生具有的一种治疗情感。话语治疗需要探索和研究，使之成为医学科学与艺术的综合部分，在21世纪显出更为诱人的魅力。

五、 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必要的张力
既然医学是与人类生命直接相关的科学，医疗技术是增进健康、减少疾病的艺术，卫生保健是关系到人类幸福的事业，医学理当是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融合的最好结合点。“天人合一”，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的渗透与融合是现代医学的理想目标。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却发现，实现这种理想的融合是并非易事，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人们不得不承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依然会面临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不断冲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卫生保健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医学技术的发展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保健需求提供了保障，因此，医学技术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必将不断对人类的精神生活、传统道德规范提出挑战。我们已经遭遇了现代医学技术无节制地应用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了的沉重的经济负担，我们也将面对克隆人、人工大脑等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尚难预料的潜在影响。生命维持系统模糊了生与死的界限，转基因动物器官移植将突破种间屏障，当“只剩下脑袋的霍金” 面对由老鼠体内培育的精子和卵子经体外受精再经胚胎移植而孕育出生的婴儿时，他或许有冲动要写“生命简史”了。
一方面人类需要大力发展医学技术以保障和促进自身的健康，不得不突破传统观念，重建价值观、道德观，如生命质量观、生命价值观、脑死亡观的提出，充分反映出人类社会必须建立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来。另一方面，人类又警惕着高新技术带来的不利影响，设法确保使之为人类利益服务，避免其消极作用。认识到医学技术是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给人类造成灾难的双刃剑，保持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这种张力将有利于医学技术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此，以人文精神确保技术应用的正当性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医学指导什么是正确有效的治疗，人文医学指导什么是好的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将对病人说，我有知识，我会用我最好的知识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最好的服务。
医学发展到21世纪已不再只是一门复杂的科学技术体系，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医学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不仅意味着对病人个体的关照，而且还蕴意着群体的关照：确保每个公民都能分享医学技术的成就。尽管在为所有公民提供医疗服务上是有限的，但它体现了对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公平原则追求和起码的社会良知，确保医学技术沿着造福全人类的道路前进。因此，提倡医学的人文关怀是21世纪医学发展的主旋律，它不仅是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卫生保健服务的期望。

⑻ 加强和改进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的意见和建议

一查本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告
二查当地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告
三查本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公告
四查所属部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