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教育培训序言

❶ 培训学校校长自述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❷ 国家对教育口惠而实不至，我已身心疲惫，万难继续校长的工作。这么有个性的校长的致辞有全文吗

这是1997年元旦曲校长在校广播里所致的新年贺词和辞职声明。需要全文的话，估计只能找现在还在学校的人查校报了，据说当时《南大报》是全文刊载的。
话说得辛酸，当时学校更辛酸，校长更是当得辛酸。因为学校先天不足（原国民党中央大学余孽），一直在经济、政治上受到压制。当时，国家教委承诺给予兴建埔口校区财政拨款，而最后却不见下文。学校在万难之下，毅然借款完工，却因此背上了数千万元的巨债。甚至有传闻说要卖掉在鼓楼的老校区南、北两园，筹措必要的资金。
不过呢，口惠而实不至的又何止教育。

对南京大学和这位老校长，转个贴子给你看吧。

临危受任，愤而请辞————先校长曲钦岳）

1953年，18岁的曲钦岳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大学天文学系。有人问他"为何报考天文?"曲钦岳说："我发现天文学系的学生能在四年中同时学到数学、物理和天文三大学科的课程。"渴望更多更快地掌握科学知识??这就是曲钦岳步入天文科学殿堂的最初动机，也是他后来在天文学领域有所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勤于思考、勇于求索的曲钦岳进入南大后如鱼得水。大二时，在他的倡议与组织下，班里出了一块"学术园地"墙报，专门发表同学门在课堂学习和文献参阅中的心得体会。

曲钦岳、汪珍如(曲钦岳夫人、南大天文系博导)、李启斌(北京天文台台长)、冯和生(云南天文台台长)等后来在中国天文学领域顶大梁、唱主角的学者，当初就是在这方小小的园地开始他们的学术生涯的。

一张一弛 文武之道曲钦岳对富有竞争性的体育运动也有特别的爱好。他喜欢一、二百米短跑，曾在青岛市中学生运动会上一显身手。他也乐意在绿茵场上扑打滚爬，曾经是青岛一中班级足球队的门将。进入南大以后，他坚持"一张一弛，文武之道"，除了教室、阅览室和天文观察台外，球场上、跑道上也常常见到他。每届校运动会上，曲钦岳都是天文系田径队的主力队员。天文系是个仅有70多名学生的小系，却从人多势众、"猛将如云"的地质、化学等大系手中夺走了男子4×100m和4×400m两个接力赛冠军，而曲钦岳正是跑最后一棒的队员。1956年，数天系(1955数学、天文二系合并)打破了男子4×100m接力的校纪录，曲钦岳也在破校纪录的四员虎将之列。因而受到天文学家戴文赛、数学家叶彦谦等老教授的赞赏。

他还因品学兼优而被评为全校优秀学生。

质疑苏联专家的小助教1957年，曲钦岳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南京大学开始筹建我国第一座太阳塔，曲钦岳参加了太阳塔的研制工作。在方案论证时，曲钦岳发现太阳塔转象镜部分的设计有问题，而主持整个设计工作的，是当时在南大天文系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曲钦岳审慎核实，反复推敲，确认设计方案存在某些缺陷，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影响太阳塔的性能。于是，曲钦岳在一次论证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疑问。苏联专家感到愕然，他没有想到敢于公开质疑的，意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助教。专家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设计无懈可击；曲钦岳则条分缕析，据理力争。在场担任翻译的外文系苏老师在会后对曲钦岳说："你这人怎么搞的，与专家争得那么激烈，一点都不肯转个弯?我都替你捏把汗!"曲钦岳说："我相信科学，服从真理，其他什么都顾不到了。"

正是凭着这种科学精神和勇气，曲钦岳始终坚持了自己的正确意见，并使苏联专家最终承认并修正了设计方案中的错误，保证了太阳塔研制任务顺利完成。在离开中国的前夕，这位苏联专家诚恳地说："我和曲钦岳是通过争论相互了解、相互认识的，我为中国有这样的年轻人而感到高兴。"事隔三十多年，曲钦岳还收到这位莫斯科大学的知名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的邀请，邀请他访问莫斯科大学。

中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1962年，曲钦岳和他的夫人汪珍如发现当时的理论天体物理权威、苏联的索波列夫提出的"β型发射星谱线"的理论有舛误疏漏，他们分析了导致错误的原因，并得出了正确的结果。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后，很快被《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全文转载。

正当曲钦岳在教学、科研中聚精会神、奋发有为之时，"文革"狂涛骤起，刚过"而立之年"的曲钦岳被迫与其他教师一起到煤矿劳动，去溧阳农场挑土方、修渠道……岁月磋砣，一晃就是五年!

1971年，南大开始报收工农兵学员。曲钦岳从溧阳农场回到学校，有机会接触到科技文献资料了。他发现，60年代脉冲星、类星体和宇宙X射线源等重大发现，使天文学，尤其是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文革"造成的动乱与停顿，使我国与世界天文学前沿研究的差距拉大了。他感到震惊、焦虑，认为应奋起直追，弥补五年磋砣所造成的损失，尽快接近学科前沿。

1973年以后，在周总理关于基础理论研究指示的鼓舞下，南大排除干扰，先后开展了天体物理、天体力学、数学、理论物理、中国第四纪水川和冰期问题等基础研究。曲钦岳等中青年教师在天文系主任戴文赛教授的支持与指导下，与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员合办"南方天体物理讨论班"，坚持每两周研讨一次，先后写出一批高质量论文，推动了我国天体物理学的进展。其中曲钦岳与汪珍如合作撰写的《宇宙伽玛射线爆的恒星超耀斑模型》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关注。曲钦岳与陆?、罗辽复等关于脉冲星能损率一特征时标统计曲线的研究，因"推断简洁而有说服力"，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汤姆斯教授的赞誉。爱尔兰一位著名天文学家高度评价了包括曲钦岳在内的中国学者70年代中后期的研究工作，他说："可以看出，中国的天文学家对前沿课题十分敏感、活跃，""中国有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人才，是大有希望的"。

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曲钦岳先后在国内外发表论文30余篇，在中子星、X射线源、γ射线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为出色。1978年，曲钦岳由讲师破格晋升教授，1979年4月，就任南大天文系主任；1980年，他又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时仅45岁，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学部委员(院士)之一。

任期有限 事业永恒1984年秋，49岁的曲钦岳出任南京大学校长。许多人认为他这一届校领导是"受任于危难之秋"。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南大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这一年，中央采纳南大名誉校长匡亚明等老同志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建议，在七五期间由国家重点投资建设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五所高校。而历史悠久且水平较高的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未能跻身其列。这一冲击波使得南大人心浮动，工作顿失方向。

曲钦岳及其同事也忧心如焚，他们意识到，一个上万人的大学，如果没有明确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势必变成一盘散沙。因此，曲钦岳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学1984－1990年发展规划》，提出把南京大学建设成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生命科学、技术学科和管理科学等多方科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教育、科研中心"。当时担任副校长、后来当选为院士的王德滋教授动情地说："我们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业是永恒的!"这两句话被认为是一种庄重的誓言，是一番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后来被不断地引用、重申。曲钦岳正是以此自励并以此勉人，带领全校师生同心同德，锐意进取，立卧薪尝胆之志，遂重铸辉煌之意。

坐街沿石的大学校长1990年9月中旬，曲钦岳与秘书专程飞到北京，任务是争取把南京大学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建设规则。他马不停蹄，连星期天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满：上午，到北京天文台与在京中大、南大校友见面；下午，要向国家教委朱开轩主任汇报工作。

曲钦岳与秘书是从北大乘公交车去北京天文台的。他对秘书说："我们不乘出租了，挤公交车吧!"秘书心想："你校长能挤公交车，我还有啥话说。"虽然挤一点，慢一点，但仍然按时到了天文台。与校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临近中午时方散会。诸多校友簇拥着曲钦岳走出北京天文台，"校长，您的车呢?"一听说没带车来，一些职位已经不小的校友争着要用自己的车送校长，有的要请校长吃饭，曲钦岳一再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 自有安排，自有安排。"

曲钦岳的"自有安排"就是到动物园乘公交车去西单，因为下午两点要约见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西单的兰州拉面馆，曲钦岳与秘书一人要了一碗牛肉拉面，西北风味，芜荽汁盖，吃完以后，曲钦岳自言自语："营养似乎还不够……"秘书提议："再喝一罐酸奶吧!"于是就在西单商场的零售点，一人捧一小瓷，就着吸管喝了瓶酸奶。

走到大木仓胡同国家教委门口，时间才一点多，教委接待室大门也未开，秘书左顾右盼，找不到石凳落脚歇息，又是曲钦岳发话："这石阶上垫张报纸，将就一下吧!"周围还 坐着几个南开大学来教委办事的干部，听他们七嘴八舌埋怨："教委不仗义，这接待室大 门不可以一直开着么?他们来天津时，我们可是小车接送，宾馆休憩……"秘书心里直乐： 他们发牢骚，有意见，可没想到，与他们一起坐街沿石的，还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南京大 学校长!

让老路管我们的中饭1990年9月18日，曲钦岳和其秘书将给国务院总理李鹏的信修改完毕。这封信是由北大、清华、南大、浙大、人大和北师大六所大学校长联署的，要求国家在八五期间继续选择若干所高校，给予重点支持，以建设成为一流大学。这一行动的发起者是曲钦岳和浙大校长路甬祥，这两所大学历史都很悠久，办学水平都不差，但七五却没有被列入国家重点投资行列，因而大有"同病相怜"、"同气相求"之感。路甬祥校长是中央委员，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领导与中央委员研修班"，曲钦岳赴京，就是与他商量，共同采取行动，争取国家计委，教委的支持，并致信李鹏总理，要求在八五期间在高教领域继续建设"重中之重。"

曲钦岳带着秘书，首先找到北大党委书记王学珍签名，当时北大校长吴树青教授正在莫斯科访问。签完名，曲钦岳说："王书记，今天我要向你开口，借车一用了。"原来曲钦岳住入北大芍园后，王学珍书记就几次要将吴校长的车借予他用，曲钦岳不想过于叨扰兄弟院校，婉言谢绝了。但今日要将信件署名后转送国务院，他就毫不客气地"借车一用"了。

驱车至清华园，又至海淀路，清华校长张孝文和人大副校长黄达都署上自己的名字。

车过北太平庄，找到北师大校长方福康教授，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方校长与曲钦岳熟识，接到曲的电话，即已安排了中午的便餐，但曲钦岳接过信纸，起身告辞："老方，不用了，我还得赶路!"方校长一把拖住："你到哪总得吃饭吧?咱俩还客气什么?"曲钦岳诚恳地说："我要赶往中央党校找老路，中饭就让他请客了。"

在中央党校食堂找到浙大校长路甬祥，曲钦岳辟头一句就说："老路，给总理的信打好了，你得签字，还得管我们中饭。"中饭是在中央党校大食堂吃的，路校长借了四个搪瓷碗两副筷，并在窗口排队给曲钦岳和他的秘书每人打了一份饭、一份菜：青菜底加上两个"狮子头"。熙熙攘攘的饭厅中，相邻用餐的都是高中级干部，其中有当时的四川省长张皓若、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离开中央党校时，曲钦岳为半日驱车过五校(含中央党校)的高效率而颇感自豪，特地问其秘书："这顿饭你感觉如何?"秘书回答："经济，特别，令人难忘……"

六校长署名的信当日下午即送至国务院办公厅。晚饭后，曲钦岳主动提出："今天晚上要好好轻松一下，你看咱们是否到黄庄看场电影?"电影有两场，看完已是十一点多了，公交车均已停行，又是曲钦岳提议："月色正好，不如步行去北大芍园!"

强化"争第一"的意识意识，更多的，则是由于责任感、使命感，曲钦岳自担任校长之后，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改变南大的现状，如何使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名列国内前茅，并争取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他提出"要自觉地给自己施加压力，并将这种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他主张"强化争第一的意识"，因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进，若取法乎中，则弄得不好，可能得其"下"。

，尤其在国家科委科技情报所根据国际上几种权威学术论文索引所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分析排序的"高校学术榜"中，南京大学排名甚前。从1989年起，南大一直是"四强"之一。90年代初李岚清副总理到南大检查工作，曾经风趣地对曲钦岳等说："你们是中国大学的'四大名旦'之一啊。"

从1992年起，南京大学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论文首次超过200篇，居国内高校第一(未统计香港、台湾、澳门的大学)，从1994年起，南大在被国际学术界引用的论文数这一项指标上，也超过国内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论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跻身全国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学已创造出SCI"七连冠"的业绩。

《光明日报》在一篇题为《南大基础科学研究奇峰突起》的报道中说："近年来国内科技、教育界有关'基础研究在滑坡'的呼声，已是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的基础科研能有强劲的上升势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国际权威刊物《科学》、《自然》也对南大学术研究的迅速崛起给予关注，把南大列入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学继北大、清华之后，通过了国家教委专家组的"211工程"

预审。这是近百年来好几代南大人孜孜以求并为之呕心沥血的梦想，也是曲钦岳任校长十多年来不倦奋斗、魂牵梦萦的理想。在专家预审会上，曲钦岳说了一段既充满自信又不失清醒的话：

"任重而道远，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同时我们也认为，事在人为，我们必须跨越这一富有挑战性的高度，我们也有可能跨越这一高度!"

1997年，曲钦岳不再担任南大校长职务。从风华正茂到两鬓飞霜，曲钦岳为南大的崛起惮精竭虑，从未懈怠过一日。他当了三届校长，前后历经十三个春秋。

❸ 香港演艺学院的校长序言

2004年正值演艺学院迈进20周年，我在这个时刻加入演艺，一方面间接分享了学院从成立至今发展成为享誉国际演艺学府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亦透过多次来港主持及参与演艺学院的学术评审活动而亲历了学院的成长；学院的前景与其培育出来的年青专才的潜力一样充满活力。
作为培育21世纪专才的专上学府，我们需要思考现今社会期望艺术工作者所具备的素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塑造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和舞台科艺的生力军，让他们有能力立足于这个急速多变的世代。
我有信心，演艺学院能够善用组织、资源和力量让同学们得益，帮助他们寻找艺术工作者实践的新方向。
凭藉学院汇聚的国际权威和专业团队、配合教学而曾获奖项的校舍设施，以及实践为本的课程，同学们的潜能和热忱将可得以全面发挥，迎接今天和未来的挑战。
学院的课程设计全面，经过测试和评审，无论在艺术和学术水平方面都务求做到最好，吸引了主动性极强的学生和研究生加入这个优秀的业界社群，其组成来自世界各地，怀着独特的抱负服务香港。
演艺学院坐落于非常有利的位置。我们要发展成亚洲区内的世界级演艺学府，既往开来，稳中求变；尊重中西文化传统，展现香港独特的文化多样性，继承学院过往20年来追求卓越，为演艺专业和社会作出贡献的骄人成就。
浏览演艺学院网站，你将会发现到我们的专长、活力、节奏及追求成功的热诚。然而，要真正感受到演艺学院的气息，就只有亲身一睹演艺舞蹈、戏剧、电影电视、音乐和科艺学院，以及中国戏曲课程的创意和动力。
我保证，阁下不会感到失望。
——汤柏燊教授
30年来，香港演艺学院培育出不少出色的表演艺术家及文化工作者，为丰富及重塑香港文化精神面貌作出莫大贡献。适逢演艺30周年，我们希望藉此庆祝他们的卓越成就。
演艺在过去12个月，一直积极与相关持份者接触，为下一阶段的发展订立路线图。经过一轮检讨和谘询工作后，演艺的发展策略，正好以「培养21世纪表演艺术家 ―― 亚洲中心．环球视野」一言以概。演艺身处香港，可享受荟聚全球多元文化的动感之都得天独厚之优势，配合全面的跨学科演艺课程，为学生提供了丰富而具多元性的学习环境。
我们在庆祝这30周年的年度亮点，包括戏曲学系的成立、新的跨学科学院架构、周年庆典表演系列及为教学引进的顶尖科技，令学习环境更臻完善。我们诚邀你们参与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分享我们的喜悦 。
与此同时，本年度亦见证著香港演艺学院进一步巩固其在区内演艺教育的领导地位，并在全球演艺教育学府的网络中担当重要一员。
事实上，演艺30年以来的成就，实有赖一众优秀导师及各支持与捐助演艺发展的有心人士，他们一直以来的付出，为演艺培养高水平的毕业生，广为文化及创意业界人士聘用 。
我们期待与您一起见证演艺的历史性时刻，共贺香港演艺教育30载的光辉岁月。
——华道贤教授 AM

❹ 学生为老校长祝寿的纪念册序言怎么写

先介绍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然后再定上老校长的经历，从哪个做老师，哪年开始做校长。这个说完了，就写写老校长为学校的发展做出的贡献，然后再写上一些祝福的话语就行了。

❺ 校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1、全面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法规，自觉抵制各种违反教育方针、政策、法规的倾向，实施素质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努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按教育规律办学，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2、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团结、依靠教职工。组织教师学习政治与钻研业务，使之不断提高政治思想、职业道德、文化业务水平及教育教学能力，注意培养班主任、中青年教师和业务骨干，努力建设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依靠党组织，积极做好教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充分发扬民主，重视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注意发挥广大教师和职工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全面主持学校工作，全面管理学校的教育、教学、安全、卫生、后勤等各方面工作。审批各处室工作计划，听取各处室总结汇报，统一协调和推动各部门工作。

(5)校长教育培训序言扩展阅读: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其他办学机构管理部门任命的学校行政负责人。校长综合管理全校的校务，对外代表学校，对内主持校务。

十九世纪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渊、丘逢甲等人开风气之先，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干扰，成功引入西学，创办新式学校，将平民教育纳入满清朝廷的视野。清政府迫于形势压力，不得不对教育革新网开一面，于1905年末颁布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地方科举考试真正停止以后，西学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浅论大学校长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