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在校长培训班上的讲话

① 挂靠培训班执行校长

我之前在培训机构上班,老板把我的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拿去,说让我当什么执行校长,好像要把我教师资格证挂...

② 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中心小学校长办主任强制上培训班

上教育局告他。

③ 湖北省委党校校长,请问省委党校里面的公务员培训班广告上说是省委党校领导办的，请问是真的吗

您好，中公教育为您服务。

选择培训机构的时候你要从它的规模、培训历史、培训人数、师资力量等方面来选择.中公教育是国内公职考试培训的开创者与领导者，秉承着“实用、有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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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副县长在校长培训班上的讲话怎么写

各位校长、书记，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来参加教育系统干部暑假培训班。天气非常热，大家也非常辛苦，能够在一起学习，商议下学期的教育工作，我觉得精神可贵。今天也是我分管教育局工作以来第一次和全县所有学校的校长、书记进行面对面地交流，十分激动，同时也感到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下面，结合县委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县委县府关于教育的目标定位，以及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谈几点意见和看法。

一、近年来，全县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成绩卓著，值得充分肯定和总结

1、积极抢抓机遇，教育整体实力跃上新台阶。2003年以来，全县教育经费总投入达28.95亿元，教育投入从4.4亿元增加到7.7亿元，县、镇两级教育基建投入近10亿元，新建、改建、扩建校舍近40万平方米，建成了鉴湖中学、职教中心二期、西藏民族中学、柯桥初中、钱清镇校、马鞍镇中、杨汛桥紫薇小学、柯岩中心小学等一大批现代化、标志性的学校。目前，学校已真正成为绍兴县城乡大地上最亮丽的建筑，成为很多镇街的标志性建筑，基础建设达到了全市甚至是全省的领先。2003年全县19个镇（街）全部成为省教育强镇和市“高普九”乡镇，2006年底 8个镇街成为市教育基本现代化镇（街），一大批学校成为国家、省、市级重点示范学校。全县教育的实力和水平目前很多指标可以说排到省级第一。

2、把握发展主线,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亮点纷呈。坚持以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为指导，以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为主线，全面深化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在全省创造性地提出“全县统筹、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新体制，实现农附费85%县级统筹管理。深化实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制定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和条例，确保教育经费使用的安全、高效、顺畅，有力地提高全县义务教育的保障度。创新教育发展规划、经费管理、师资配置、网点调整和学校建设“四个统筹”的工作机制，成立19个镇（街）教育管理委员会，农村完小均衡发展亮点纷呈，城乡教育统筹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3、深化改革创新,教育发展活力显著增强。抓办学机制改革。统筹整合各类教育资源，一大批教育存量资源有效盘活；创办国有民营的豫才中学，成立柯小教育集团和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大力扶持民办教育，轻纺城高级中学成功举办；创新外来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有效解决2.5万名外来民工子弟就学问题；建成会计核算中心、教育服务中心、教师发展中心，提升了教育监管及服务功能。抓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工作程序、目标管理、运行机制、队伍建设得到了规范和优化，建立健全了全系统以制度管人促事的体制机制。抓人事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城乡教师支教服务期和合理流动制度，教师的收入待遇有了较快提高。通过改革，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县县情、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新路子。这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朝着县委县府提出来的要制度化、法制化、经常化的轨道进行，目前所有的改革进展顺利，成果显著。

4、服务经济建设，职成教育发展卓有成效。完成职教中心二期建设,使之继续保持全省领先优势。召开全县职教工作会议，积极打造先进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示范基地，大力培养熟练技工。17个专业成为省市级示范专业。积极整合成职教资源，在全国首创“三单制”农民培训模式，建成县成教中心和七大区域性成教中心，扎实推进“三大培训工程”和新型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四年来全县各成教中心培训农民1516期102374人次，其中培训被征地农民56697人，转移42816人，有效增强了教育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我县的经验和做法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5、坚持质量中心，教育质量连创历史新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全县的教育质量始终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高中段入学率和高考上线率从“九五”末的85.53%和75.54%，分别提高到2006年的98%和94.3%，提高了12.5个和19个百分点，高考上线率连续多年居全市首位，已提前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近五年来，全县共向各高等院校输送大学生238391人，培养了绍兴县历史上首位省高考状元，有59人进入北大、清华，17人成为飞行学员。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更来源于全县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特别是在座的书记、校长，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担负了来自社会、学生家长、教师等各方面很多、很沉重的压力，大家呕心沥血、无私奉献，是全县教育事业的功臣，也为绍兴县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借此机会，我代表县政府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

二、当前我县教育发展改革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要求

1、科学和谐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科学和谐，是蕴含于党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的理论创造和战略部署中的核心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我们现阶段理论的指南。坚持科学和谐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促进教育的科学和谐发展。进一步说，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让教育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是要通过教育提升全体人民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通过提升人的素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不可否认，这些要求相当高，决不是短期内能实现的。但又是必须去努力实践的。作为教育工作者，必须牢固树立和坚持科学和谐的发展理念，这是现阶段解决诸多教育难题，实现教育科学和谐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前提。在座的都是书记、校长，是我们绍兴县教育工作的领头人和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人，科学和谐这个新理念的提出，指的绝对不仅仅是考试，也不仅仅指的是高中段以下的所有未成年人的教育，而是要担负起全县人民素质的提高和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重任，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教育内容的一个新情况和一个很大的新课题，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思路，努力扮演好我们的角色，为我县的经济发展和全民素质提高作出新的贡献。

2、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我县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推进率先发展”的工作主题，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面对这一发展形势，教育如何与经济强县的地位相适应？县委县府主要领导向我们提出了“突出均衡发展，确保走在前列”的一流教育发展目标和要求。今年以来，全县上下继续按照推动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率先发展“一三五”总体思路，加快实施“五大战略”，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如“611”工程计划快速推进，轻纺市场改造升级工程过半，“两湖”区域开发顺利进行，纺织产业提升发展，行业龙头企业得到加强，新型城镇建设取得新业绩等等。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增创发展新优势，最近还专门召开的县委第十二届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把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我县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结构调整的战略重点，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位置，并明确要求：在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前提下，突出柯桥城区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着力打造“学在柯桥”教育品牌，充分发挥教育在集聚城区人口、繁荣城市经济方面的独特作用。在此背景下，我们教育系统如何审时度势，如何实施“学在柯桥“教育品牌，如何在商贸三产发展、集聚人气方面，能够做到挑大梁，能够有新思路，能够为更好更快地促进全县新的经济增长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3、人民群众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随着教育网点布局的日趋合理完善，“四项工程”、免费教育政策等的全面实施，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得到协调发展，我县已提前完成高标准普及十五年教育。但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丰富和提高，特别是我县已达到了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长，人们迫切希望让子女能够进入名校学习，接受优质教育。这既是人民群众主观上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也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就业创业的需要所作出的选择。作为教育工作者，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必须着力研究，既要积极引导，更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扩大优质教育的覆盖面，竭诚满足群众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办出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4、教育自身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教育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特别是近年来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实施，新机制的高标准、高要求与原有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教育部门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随着课程改革的推广实施，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确立，教育越来越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特点。个性化，就是教育越来越关注每个人的需求；多样化，就教育必须满足全社会多方面的需要。这一系列新的变化和要求也极大地改变着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催生进一步教育改革和开放。

面对新情况、新要求，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责任的重大，任务艰巨。

三、对下一阶段教育改革发展的几点希望和要求

1、优化配置新县城教育资源。围绕县委县府建设“国际纺织之都，现代商贸之城”目标定位，突出重点，集中精力，做好城区教育资源的优化配套工程。当前要重点做好管墅小学、人利小学和华舍初中在三校的扩建新建工程，确保三校工程在2009年秋季能顺利建成开学；要进一步研究城市教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推进城区教育集团化办学，扩张城区优质教育资源，打造“学在柯桥品牌”，积极为促进城区人口集聚和商贸繁荣，为建设现代化的柯桥新县城服务。“国际纺织之都，现代商贸之城”、以及“611”等工程的实施，将会给柯桥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会为教育带来很大的发展机遇。但“611”的建成，“纺织之都”的建成，需要集聚人气。而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业的发展，将会在集聚人气方面发挥非常之大的作用，所以要靠我们在座的校长、书记、教育局的骨干，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做好“学在柯桥”这篇文章。

2、统筹全县教育发展。统筹就是要着眼全局，兼顾各方，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确保全县教育事业的协调均衡发展。一是要围绕新型城镇和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积极稳妥地做好全县教育网点优化布局工作；二是要积极落实县委县府关于统筹发展山区的有关精神，加快偏远山区薄弱学校的网点调整，提高山区教师的待遇，优化山区教师结构，促进山区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三是要统筹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学前教育要抓普及与提升，义务教育要抓均衡与特色，普高、职高要抓协调与质量。四是要抓弱势群体的助学工作，要进一步重视做好贫困学生、留守学生和外来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

3、着力提高教育质量。质量是教育工作的永恒主题，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提高教育质量，重在基础，重在经常，重在长远。抓教育质量的提高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功利、浮躁，抓不好质量。必须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教育教学的规律，充分激发教师的聪明才智，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4、强化素质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核心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坚持德育为先，努力培养党和国家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素质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着眼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围绕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现阶段我们要抓好三件事：一是切实加强学生的人格培养；二是切实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创新能力；三是切实保证学生的休息和文体活动时间，增加学生体质。在加强学生本身的素质教育的基础上，还要让学生做好家长的素质教育，要以小带大，利用学生的资源做好成年人的思想教育和素质提升。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上过大学，大学里面分应试型和整体素质型两种人，应试型的人，就是以后参加工作，对他个人来说，生活也一样很痛苦，对社会还是没有多大贡献。而素质健全的人，就算是高中毕业，他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受欢迎，而且同样能做出很大的功绩，并不是说只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为国家作贡献。继续强化素质教育，大家可能已经有所意识，有所学觉察，有所思考，关键是素质教育怎样真正落到实处，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作贡献。

5、积极优化教师队伍建设。发展教育的主体在教师。抓好教师培训，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在师资培训方面精神塑造很重要。教师要崇尚这个职业，要对孩子有爱心。一个校长不爱老师、不爱学生，不会是一个好校长；一个老师不爱孩子，也不会是一个尽心尽责的好老师。天下所有的母亲对孩子都充满了爱心，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越自己，如果所有的老师都有母亲般的情怀，他一定会殚精竭虑地执教育人。其次要加强教师的业务培训，一个老师只有具备了过硬的业务能力，才能教育出高素质的学生，这次教育局全面启动全县教师培训的做法，我认为这将会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而且，这一做法要经常化，要作为一个制度固定下来，全面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通过这种培训方式，首先是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第二是提供了一个静下心来学习的机会。所以希望各位校长、老师能够抓住这次机会，能够切实得到提高。

6、大力开展平安创建。在平时工作中，确保校园安全稳定的弦一刻都不能放松。学校是社会神经最敏感的地方，各方面都高度关注。学校安全万一出现问题，影响很大。各级各类学校一定要抓好学校的环境整治，突出抓好安全工作。当前尤其是要抓好饮食安全、交通安全以及学生的精神安全等问题。

7、致力实施依法办学和依法治教。依法办学、依法治教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要进一步完善“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要切实规范办学行为，加强校风、学风和制度建设，按计划开足开好各门课程。全面实行“阳光招生”，切实防范和制止各种乱办班、乱招生行为，严格收费管理。义务教育阶段严格执行“一费制”，高中阶段严格执行“三限”政策。

同志们，当前我县正处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诸多新的情况、新的困难和矛盾，但是更多的是机遇，是发展。县委县府已为我县的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希望教育系统的全体干部进一步贯彻落实县委县府的精神，认清形势、明确目标、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把我县的教育现代化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努力开创新局面，实现新跨越。（全文完）

你参考一下

⑤ 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的组织和管理

第十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主要职责是：制定保障、规范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有关规章、政策；制订并组织实施培训工作总体规划；制定培训教学基本文件，组织推荐、审定培训教材；建立培训质量评估体系；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制定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划和配套政策；全面负责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的实施、检查和评估工作。
第十二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承担中小学校长培训任务的机构的资质条件予以规范，加强对中小学校长培训机构的监督检查和质量评估。鼓励有条件的综合大学、普通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教师进修学校等机构发挥各自优势，以不同形式承担中小学校长培训任务。
第十三条中小学校长培训施教机构的教师实行专兼结合。培训机构应当配备素质较高、适应培训工作需要的专职教师队伍，并聘请一定数量的校外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优秀中小学校长作为兼职教师。
第十四条对参加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中小学校长，发给相应的培训证书。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证书的管理。
第十五条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校长，培训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培训费、差旅费按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中小学校长培训经费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地方教育费附加应有一定比例用于培训中小学校长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中小学校长培训人均基本费用标准。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中小学校长参加培训的情况纳入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对培训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⑥ 培训学校校长自述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⑦ 公办学校校长副校长办私人培训机构是否违反教育法

如果是国家在编的人员肯定是违法的，直接举报，连饭碗都能给他端走。

⑧ 校长培训机构有哪些

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
北京晟宫培训
广东卓博教育培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