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培訓總結

① 2011入黨積極份子培訓心得體會5000字左右

2011年參加入黨積極分子培訓學習心得體會

5月4日，我非常榮幸第二次參加了機關工委組織的入黨積極分子培訓班的學習。通過這次培訓學習，使我進一步對中國的外交和文化安全、黨章內容、「六個為什麼」和黨的歷史有了更加系統深入的了解，受益匪淺，收獲不小，總結概括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體會：

一是全面深入了解了我國現在的外交和文化安全

我們的第一堂課就是牟聯華老師講解的有關我國外交和文化安全，牟老師知識面廣而淵博，在他的深入細致耐心的講解下，我對我國現在的外交和文化安全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我國的外交分為霸權主義外交、依附型外交、不結盟外交和獨立自主外交四類，當代中國外交政策有四個政策、即「一邊倒」、「兩個拳頭打人」、「一條線、一大片」和「全方位」外交四個政策。

新中國建立以來，無論是在與蘇聯結盟時期，還是聯美抗蘇時期，中國都沒有放棄獨立自主原則。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賦予獨立自主以新的內容，實行真正不結盟政策，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不支持任何一方反對另一方，從而更好地維護了中國的獨立自主在冷戰後的新時期，中國與一些世界大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但這只是協作友好關系，不是結盟關系。不針對第三方，更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目的是加強與該國的合作和交往，更好地促進自身的發展，有利於維護中國的獨立自主，也符合兩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有利於推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

文化安全是整個國家安全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於確保國家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有著重要意義。在當前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發展中國家面對的文化安全問題必然更加突出，因此，要務必使我國的主流文化價值體系免遭來自內部或外部的侵蝕、破壞或顛覆。

二是對黨的歷史和黨的基本知識有了比較系統的了解和掌握

我們的第二堂課是牟斌老師給我們講解的《黨章》，通過學習，使我對黨章有了更新更高的認識，對我們黨的性質，理想目標，指導思想，基本要求，黨員義務權益有了更深的理解，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黨的政治理論和基礎知識教育，從而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信念和永葆共產黨員先進性的崇高責任感。

黨章的總綱部分首先闡明了我們黨的性質及崇高理想和最終目標，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

黨章篇幅不長，但每段內容、每個觀點都是以科學的理論為基礎，都是寶貴的實踐經驗的結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覺得學習黨章是更好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充分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

中國共產黨員是中國工人階級的有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鋒戰士，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為實現共產主義奮斗終身。中國共產黨黨員永遠是勞動人民的普通一員，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共產黨員要體現時代的要求，要胸懷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帶頭執行黨和國家現階段的各項政策，勇於開拓，積極進取，不怕困難，不怕挫折；要誠心誠意為人民謀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克己奉公，多作貢獻；要刻苦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掌握做好本職工作的知識和本領，努力創造一流成績；要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堅決同危害人民、危害社會、危害國家的行為作斗爭。

三是全面了解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六個「為什麼」——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

《六個「為什麼」》所列的問題，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黨建等各個領域，如為什麼不能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為什麼不能搞「三權分立」等等。這些問題既復雜尖銳，又不可迴避，急需得到權威性和科學性的解答。

《六個「為什麼」》鮮明地回答了在新世紀新階段，我們黨用什麼樣的指導思想和精神旗幟團結帶領全體人民開拓前進、靠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以什麼樣的方式和發展手段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等一系列問題。

四是對黨的歷史有了更深更進一步的了解

黨史講解是陳大平老師給我們講解的，陳老師是一個很幽默的人，他將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講解的很仔細，結合自身的發展，讓我們在這堂課既學到了知識又體會到學習的樂趣。

中國共產黨在民不聊生、破敗不堪的舊中國誕生，領導億萬中國人民建立起富強民主的新中國，到今天有了建設和發展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好局面，90年風雨歷程充滿艱辛與坎坷。我黨歷經戰火洗禮和歷史考驗，其歷史凝聚著無數革命黨人的智慧和力量充分發揮黨的歷史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對此我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黨的發展並非是一帆風順的，在接近90年的風雨歷程中，也走過許多彎路，甚至在短時間內迷失了方向。但我黨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不生搬硬套馬列主義，而是從其基本原理出發，結合當時的形式，形成自己的思想。

五是進一步端正了入黨動機

通過這次學習，深深感到入黨不僅光榮，更意味著承擔黨員的責任和使命。共產黨的光榮是與奉獻和為公緊密聯系在一起。一個人入黨時想法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黨員的質量。任何將入黨這種神聖的選擇同自己的私利相聯系的想法，都會使黨員質量大打質扣。

六是看到了自己存在的差距，明確了努力的方向

通過這次學習，認真對照黨員標准檢查自己的差距，明確在哪些方面達到了黨員條件，哪些方面還沒有達到。認識到作為一名入黨積極分子要立足本職工作不斷努力，以實際行動爭取早日加入中國共產黨。明確了入黨有兩個方面的要求，即從組織上、思想上入黨，最重要的是思想上入黨，把黨員標准融入到實踐去，以實際行動鍛煉自己，要求自己。

② 我最近要跟公司搞一個關於歷史與人生的培訓課題，要講一些關於中國歷史大家，帝王的優點為背景。

始皇大帝的統一豪情和帝國氣魄、漢文景帝的韜光養晦、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和民族豪氣、唐太宗的闊大胸懷容納各民族融合器具、成吉思汗的征戰四方（只要陽光能照到的地方都是我們蒙古人的牧場）、洪武帝的堅韌不拔驅除韃虜的民族意識、康熙帝的征戰統一這些都可以，關鍵要根據不同帝王的特點把這些發揮出來。

③ 中國培訓發展史

中國企業培訓的發展 許多中國企業喜歡把培訓機構比作醫生，實際上，培訓機構最合適的角色是球隊教練，因為在某種程度上，病人很被動，而隊員則有很大的主觀能動性，畢竟教練不可能代替隊員上場踢球。
高水平的培訓專家並不能取代客戶的日常管理責任，而是以事實為基礎，為企業人員進行深入分析並提出具有說服力的具體建議和培訓計劃，協助企業人員去實施。
頭痛醫頭、腳疼醫腳：企業培訓的致命弱點 國內的企業培訓常常停留在灌輸式的教學培訓上。
整個培訓，起主導作用的是講師，他怎麼講，受訓對象就怎麼聽。
這就如同我們在國民教育體系中尚存的填鴨式教育、應試教育。
可以說，講師的素質決定了培訓的質量，他們在企業培訓中扮演的是醫生角色，受訓對象則往往扮演患者的角色，被動接受醫生治療。
國外的企業培訓則不然，講師頂多是個球隊教練，在整個培訓中發揮主觀能動性、起著主導作用的是受訓對象。
教練水平再高，也不可能代替隊員上場踢球，他只是對球員進行理念引導、技術指導、紀律訓導，成績要靠隊員取得。
所以，這種培訓重在開發受訓對象的潛能，對受訓對象今後的工作提出指導性的建議，幫助他們進行職業生涯設計，並協助企業管理人員推動這一設計的實現。
優秀的企業培訓其實是既醫療又保健，而我們國內的企業培訓往往起的作用是醫療而缺乏保健功效，即所謂頭痛醫頭、腳疼醫腳，為培訓而培訓。
比如，企業銷售量和銷售額下降了，就專門組織營銷人員培訓，由講師針對這一問題來授課，臨時性、突發性、隨意性的特徵很明顯。
這樣的培訓只治標不治本。
國外的企業培訓則往往是一種前瞻性培訓，在企業銷售量或銷售額出現苗頭時就及時展開培訓，把問題解決在萌芽狀態。
有的甚至在未出現問題苗頭時就組織培訓，未雨綢繆，不僅不會導致銷售的下降，反而錦上添花，促進銷售。
這種培訓取得的功效往往等同於預防保健，以培育健康的機體和機製作為培訓的使命。
企業培訓：由產品時代向營銷時代轉型 企業的營銷發展史是從最初的產品時代，逐步發展到現在的以客戶為中心的營銷時代，其區別在於產品時代是只提供企業所能夠生產的產品；營銷時代則是以客戶為中心，通過發現客戶需求來提供滿足客戶個性化的產品或服務。
培訓作為一種產品目前正處於產品時代向營銷時代轉型期，使培訓市場比較混亂，目前的市場表現為： ——初級的產品提供者。
培訓公司的培訓產品，就是講師所提供的培訓課程。
在許多培訓公司中，培訓講師就是企業的總經理或合夥人。
他們利用自己多年累積下來的專業培訓課程向客戶企業提供擅長的一門或幾門課程，由於業務量及生存空間有限，因此講的課程多是大眾類課程，沒有針對性，但由於有一定的知名度，許多客戶企業人力資源人員也沖著講師的知名度去邀請他們。
——虛假營銷的中介公司。
目前許多培訓公司都號稱培訓作為一種服務產品，必須要針對企業的具體特點進行專門的個性化服務。
其實這些培訓公司並沒有自己的培訓講師，只是在與客戶企業進行訪談後，根據客戶企業提出的指明性課程，然後充當經紀人去聯系相應的講師，他們所賺取的利潤也只是中介費用。
——品牌營銷的咨詢培訓公司。
這是培訓公司發展的必然趨勢與高級階段，這種類型的公司已開始跳出培訓產品本身，開始打造自己的培訓品牌。
雖然注重講師，但他們更注重的是培訓的價值流程(包括售前的客戶需求咨詢，售中的課程客戶化提供，售後的跟蹤服務)，而不僅僅注重某一點。
這類培訓公司提供的是一種咨詢式培訓，通過各種咨詢手段及現代管理體系進行企業診斷，發現客戶的真正需求與業務需要，然後出具咨詢報告，向客戶提供全面的業務解決方案，從而使培訓有針對性地系統解決企業的業務問題。
這種咨詢式培訓的思路是打造培訓公司品牌的長期競爭力，向客戶提供的也許不是最好的產品(某些知名講師的課程)，但一定是客戶最適合的(根據客戶量身定製)。
量身定製：為企業聘最好的培訓「教練」 我們今天面對的客戶是經驗豐富、要求明確而具體、對課程與培訓非常敏感又身經百戰的專業經理們。
以前，80%的客戶會問:「你們有什麼課程？請安排講師來給我們上課。
」現在，80%的客戶會要求：「我們有這樣一些問題，請你們的專家來為我們設計一套培訓方案！」 客戶不再接受培訓公司照貓畫虎、東拼西湊地攢出來的課程，而要求其要有自己的研發能力與專業人員，在充分調查與分析的前提下,為企業量身定做培訓計劃並有始有終地執行與實施它。
傳統的服務流程與承諾面臨挑戰，培訓公司與顧問公司的概念與界線越來越模糊。
培訓公司必須從過去守著幾門課程的產品路線或中介公司逐漸轉型為客戶帶來增值的咨詢式培訓，有效地發現客戶需求，提供滿足企業培訓整體培訓的解決方案是培訓公司未來的生存之道。
所謂咨詢式培訓，就是培訓公司應協助客戶企業培訓主管，理清企業未來的重點業務方向，形成中長期工作計劃，長期規劃，分步實施，長期計劃重點在企業診斷基礎上有效地建立起完整的培訓規劃體系，長期推進企業業務發展，短期內做到有的放矢，達到快速推動業務發展的目的；它與一般培訓業不同之處在於，一般培訓業短期內可能根本看不出培訓的效果來，而咨詢式培訓中的短期計劃一般奉行「百天計劃」，即在通過業務診斷後，針對性地給出培訓計劃，直接而快速促進公司短期業務。

④ 有培訓機構作培訓歷史這門課的嗎

有，不過少，學歷史基本上不太需要輔導，只有在每年中考、高考、會考之前的一段時間才有學生去找老師輔導，所以平常輔導機構也不會有老師專門輔導歷史。

⑤ 高中的歷史有培訓機構作培訓歷史這門課的嗎

有，不過不多，歷史科目相對來說還是小科，沒有數學和英語受重視，而且學習起來相對困難不大，所以這類培訓需求較少，一般而言，在每年高考、中考、會考之前的一兩個月，一些學生會有歷史培訓的需求。

⑥ 培訓學校校長自述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 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 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⑦ 培訓開發的發展歷程

人力資源的培訓與開發都是指為了滿足企業不斷發展的需要，為了提高員工的知識和技能，改善員工的工作態度，使員工能勝任本職工作並不斷有所創新，在綜合考慮組織的發展目標和員工的個人發展目標的基礎上，對員工進行的一系列有計劃、有組織的學習與訓練活動。
培訓作為科研課題首先是在心理學和科學管理領域進行的。隨後，培訓理論隨著管理科學理論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傳統理論時期的培訓、行為科學時期的培訓、系統理論時期的培訓三個發展階段。在傳統理論時期，培訓是以發展個人技術與態度為主，較少考慮個人與他人，或個人與團體的相互關系；行為科學理論階段的培訓，除了延續傳統理論時期重視個人技術與態度的發展以外，更重視員工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關系；到了20 世紀60 年代以後，培訓理論進入系統理論時期，系統理論最重要的基本假設是系統對於外在環境的開放性，亦即將組織視為一個開放的系統，並且特別重視系統與系統間的適應與溝通。90 年代以後，組織培訓工作可以說已是沒有固定模式的獨立發展階段。

⑧ 培訓行業的歷史，在中國從哪年開始

我個人認為，培訓行業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分為兩個階段：
1980年到1990年，那個時候，剛剛改革開放，學習西方的先進工業管理技術是國人必須的，開始的標記為中央電視台的《全面質量管理電視講座》，這個通過電視進行培訓的方式，推動了國人學習西方先進製造管理技術的熱潮。
1990年到2000年，這個時候其實並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培訓里程碑，倒是風靡在各個行業的ISO9000認證推動了另外一輪席捲全國的培訓，接受培訓，接收審核，學習質量管理技術，獲得ISO9000認證證書，成了那個時候培訓的標記。
2000年到現在，是培訓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其中以2001年余世維先生在好像是南京電信進行的《職業經理人的11個常見錯誤》為起點，掀起了中國職業培訓的浪潮，在北京時代光華公司的推動下，中國才進入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培訓階段。
以上僅代表個人意見，不妥之處還請多多原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