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教育培訓序言

❶ 培訓學校校長自述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 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 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❷ 國家對教育口惠而實不至，我已身心疲憊，萬難繼續校長的工作。這么有個性的校長的致辭有全文嗎

這是1997年元旦曲校長在校廣播里所致的新年賀詞和辭職聲明。需要全文的話，估計只能找現在還在學校的人查校報了，據說當時《南大報》是全文刊載的。
話說得辛酸，當時學校更辛酸，校長更是當得辛酸。因為學校先天不足（原國民黨中央大學餘孽），一直在經濟、政治上受到壓制。當時，國家教委承諾給予興建埔口校區財政撥款，而最後卻不見下文。學校在萬難之下，毅然借款完工，卻因此背上了數千萬元的巨債。甚至有傳聞說要賣掉在鼓樓的老校區南、北兩園，籌措必要的資金。
不過呢，口惠而實不至的又何止教育。

對南京大學和這位老校長，轉個貼子給你看吧。

臨危受任，憤而請辭————先校長曲欽岳）

1953年，18歲的曲欽岳以優異成績考入南京大學天文學系。有人問他"為何報考天文?"曲欽岳說："我發現天文學系的學生能在四年中同時學到數學、物理和天文三大學科的課程。"渴望更多更快地掌握科學知識??這就是曲欽岳步入天文科學殿堂的最初動機，也是他後來在天文學領域有所建樹的一個重要原因。

勤於思考、勇於求索的曲欽岳進入南大後如魚得水。大二時，在他的倡議與組織下，班裡出了一塊"學術園地"牆報，專門發表同學門在課堂學習和文獻參閱中的心得體會。

曲欽岳、汪珍如(曲欽岳夫人、南大天文系博導)、李啟斌(北京天文台台長)、馮和生(雲南天文台台長)等後來在中國天文學領域頂大梁、唱主角的學者，當初就是在這方小小的園地開始他們的學術生涯的。

一張一弛 文武之道曲欽岳對富有競爭性的體育運動也有特別的愛好。他喜歡一、二百米短跑，曾在青島市中學生運動會上一顯身手。他也樂意在綠茵場上撲打滾爬，曾經是青島一中班級足球隊的門將。進入南大以後，他堅持"一張一弛，文武之道"，除了教室、閱覽室和天文觀察台外，球場上、跑道上也常常見到他。每屆校運動會上，曲欽岳都是天文系田徑隊的主力隊員。天文系是個僅有70多名學生的小系，卻從人多勢眾、"猛將如雲"的地質、化學等大系手中奪走了男子4×100m和4×400m兩個接力賽冠軍，而曲欽岳正是跑最後一棒的隊員。1956年，數天系(1955數學、天文二系合並)打破了男子4×100m接力的校紀錄，曲欽岳也在破校紀錄的四員虎將之列。因而受到天文學家戴文賽、數學家葉彥謙等老教授的贊賞。

他還因品學兼優而被評為全校優秀學生。

質疑蘇聯專家的小助教1957年，曲欽岳畢業留校任教。1958年，南京大學開始籌建我國第一座太陽塔，曲欽岳參加了太陽塔的研製工作。在方案論證時，曲欽岳發現太陽塔轉象鏡部分的設計有問題，而主持整個設計工作的，是當時在南大天文系工作的一位蘇聯專家。曲欽岳審慎核實，反復推敲，確認設計方案存在某些缺陷，如不及時糾正，將會影響太陽塔的性能。於是，曲欽岳在一次論證會上提出了自己的疑問。蘇聯專家感到愕然，他沒有想到敢於公開質疑的，意是一位二十齣頭的小助教。專家堅持自己的意見，認為設計無懈可擊；曲欽岳則條分縷析，據理力爭。在場擔任翻譯的外文系蘇老師在會後對曲欽岳說："你這人怎麼搞的，與專家爭得那麼激烈，一點都不肯轉個彎?我都替你捏把汗!"曲欽岳說："我相信科學，服從真理，其他什麼都顧不到了。"

正是憑著這種科學精神和勇氣，曲欽岳始終堅持了自己的正確意見，並使蘇聯專家最終承認並修正了設計方案中的錯誤，保證了太陽塔研製任務順利完成。在離開中國的前夕，這位蘇聯專家誠懇地說："我和曲欽岳是通過爭論相互了解、相互認識的，我為中國有這樣的年輕人而感到高興。"事隔三十多年，曲欽岳還收到這位莫斯科大學的知名教授、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邀請，邀請他訪問莫斯科大學。

中國最年輕的學部委員1962年，曲欽岳和他的夫人汪珍如發現當時的理論天體物理權威、蘇聯的索波列夫提出的"β型發射星譜線"的理論有舛誤疏漏，他們分析了導致錯誤的原因，並得出了正確的結果。這一研究成果發表後，很快被《高等學校自然科學學報》全文轉載。

正當曲欽岳在教學、科研中聚精會神、奮發有為之時，"文革"狂濤驟起，剛過"而立之年"的曲欽岳被迫與其他教師一起到煤礦勞動，去溧陽農場挑土方、修渠道……歲月磋砣，一晃就是五年!

1971年，南大開始報收工農兵學員。曲欽岳從溧陽農場回到學校，有機會接觸到科技文獻資料了。他發現，60年代脈沖星、類星體和宇宙X射線源等重大發現，使天文學，尤其是天體物理學的發展產生了一個飛躍，"文革"造成的動亂與停頓，使我國與世界天文學前沿研究的差距拉大了。他感到震驚、焦慮，認為應奮起直追，彌補五年磋砣所造成的損失，盡快接近學科前沿。

1973年以後，在周總理關於基礎理論研究指示的鼓舞下，南大排除干擾，先後開展了天體物理、天體力學、數學、理論物理、中國第四紀水川和冰期問題等基礎研究。曲欽岳等中青年教師在天文系主任戴文賽教授的支持與指導下，與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人員合辦"南方天體物理討論班"，堅持每兩周研討一次，先後寫出一批高質量論文，推動了我國天體物理學的進展。其中曲欽岳與汪珍如合作撰寫的《宇宙伽瑪射線爆的恆星超耀斑模型》發表後引起國內外同行的關注。曲欽岳與陸?、羅遼復等關於脈沖星能損率一特徵時標統計曲線的研究，因"推斷簡潔而有說服力"，贏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湯姆斯教授的贊譽。愛爾蘭一位著名天文學家高度評價了包括曲欽岳在內的中國學者70年代中後期的研究工作，他說："可以看出，中國的天文學家對前沿課題十分敏感、活躍，""中國有這樣一批有才華的人才，是大有希望的"。

從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曲欽岳先後在國內外發表論文30餘篇，在中子星、X射線源、γ射線源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尤為出色。1978年，曲欽岳由講師破格晉升教授，1979年4月，就任南大天文系主任；1980年，他又當選為中科院數理學部委員，時僅45歲，是當時我國最年輕的學部委員(院士)之一。

任期有限 事業永恆1984年秋，49歲的曲欽岳出任南京大學校長。許多人認為他這一屆校領導是"受任於危難之秋"。因為由於種種原因，南大的發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這一年，中央採納南大名譽校長匡亞明等老同志關於建設"重中之重"的建議，在七五期間由國家重點投資建設北大、清華、復旦、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等五所高校。而歷史悠久且水平較高的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未能躋身其列。這一沖擊波使得南大人心浮動，工作頓失方向。

曲欽岳及其同事也憂心如焚，他們意識到，一個上萬人的大學，如果沒有明確而又足以鼓舞人心的奮斗目標和努力方向，勢必變成一盤散沙。因此，曲欽岳主持制定了《南京大學1984－1990年發展規劃》，提出把南京大學建設成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生命科學、技術學科和管理科學等多方科協調發展的，具有自己特色和重要影響的社會主義教育、科研中心"。當時擔任副校長、後來當選為院士的王德滋教授動情地說："我們的任期是有限的，南大的事業是永恆的!"這兩句話被認為是一種莊重的誓言，是一番發自肺腑的心聲，在後來被不斷地引用、重申。曲欽岳正是以此自勵並以此勉人，帶領全校師生同心同德，銳意進取，立卧薪嘗膽之志，遂重鑄輝煌之意。

坐街沿石的大學校長1990年9月中旬，曲欽岳與秘書專程飛到北京，任務是爭取把南京大學列入國家八五重點建設規則。他馬不停蹄，連星期天的日程也安排得很滿：上午，到北京天文台與在京中大、南大校友見面；下午，要向國家教委朱開軒主任匯報工作。

曲欽岳與秘書是從北大乘公交車去北京天文台的。他對秘書說："我們不乘出租了，擠公交車吧!"秘書心想："你校長能擠公交車，我還有啥話說。"雖然擠一點，慢一點，但仍然按時到了天文台。與校友見面，有說不完的話，臨近中午時方散會。諸多校友簇擁著曲欽岳走出北京天文台，"校長，您的車呢?"一聽說沒帶車來，一些職位已經不小的校友爭著要用自己的車送校長，有的要請校長吃飯，曲欽岳一再說："謝謝你們的好意，我 自有安排，自有安排。"

曲欽岳的"自有安排"就是到動物園乘公交車去西單，因為下午兩點要約見國家教委主任朱開軒。在西單的蘭州拉麵館，曲欽岳與秘書一人要了一碗牛肉拉麵，西北風味，蕪荽汁蓋，吃完以後，曲欽岳自言自語："營養似乎還不夠……"秘書提議："再喝一罐酸奶吧!"於是就在西單商場的零售點，一人捧一小瓷，就著吸管喝了瓶酸奶。

走到大木倉胡同國家教委門口，時間才一點多，教委接待室大門也未開，秘書左顧右盼，找不到石凳落腳歇息，又是曲欽岳發話："這石階上墊張報紙，將就一下吧!"周圍還 坐著幾個南開大學來教委辦事的幹部，聽他們七嘴八舌埋怨："教委不仗義，這接待室大 門不可以一直開著么?他們來天津時，我們可是小車接送，賓館休憩……"秘書心裡直樂： 他們發牢騷，有意見，可沒想到，與他們一起坐街沿石的，還有一位中科院院士、南京大 學校長!

讓老路管我們的中飯1990年9月18日，曲欽岳和其秘書將給國務院總理李鵬的信修改完畢。這封信是由北大、清華、南大、浙大、人大和北師大六所大學校長聯署的，要求國家在八五期間繼續選擇若干所高校，給予重點支持，以建設成為一流大學。這一行動的發起者是曲欽岳和浙大校長路甬祥，這兩所大學歷史都很悠久，辦學水平都不差，但七五卻沒有被列入國家重點投資行列，因而大有"同病相憐"、"同氣相求"之感。路甬祥校長是中央委員，當時在中央黨校參加"省、部級領導與中央委員研修班"，曲欽岳赴京，就是與他商量，共同採取行動，爭取國家計委，教委的支持，並致信李鵬總理，要求在八五期間在高教領域繼續建設"重中之重。"

曲欽岳帶著秘書，首先找到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簽名，當時北大校長吳樹青教授正在莫斯科訪問。簽完名，曲欽岳說："王書記，今天我要向你開口，借車一用了。"原來曲欽岳住入北大芍園後，王學珍書記就幾次要將吳校長的車借予他用，曲欽岳不想過於叨擾兄弟院校，婉言謝絕了。但今日要將信件署名後轉送國務院，他就毫不客氣地"借車一用"了。

驅車至清華園，又至海淀路，清華校長張孝文和人大副校長黃達都署上自己的名字。

車過北太平庄，找到北師大校長方福康教授，已經是中午十一點多了。方校長與曲欽岳熟識，接到曲的電話，即已安排了中午的便餐，但曲欽岳接過信紙，起身告辭："老方，不用了，我還得趕路!"方校長一把拖住："你到哪總得吃飯吧?咱倆還客氣什麼?"曲欽岳誠懇地說："我要趕往中央黨校找老路，中飯就讓他請客了。"

在中央黨校食堂找到浙大校長路甬祥，曲欽岳辟頭一句就說："老路，給總理的信打好了，你得簽字，還得管我們中飯。"中飯是在中央黨校大食堂吃的，路校長借了四個搪瓷碗兩副筷，並在窗口排隊給曲欽岳和他的秘書每人打了一份飯、一份菜：青菜底加上兩個"獅子頭"。熙熙攘攘的飯廳中，相鄰用餐的都是高中級幹部，其中有當時的四川省長張皓若、國家教委副主任鄒時炎……離開中央黨校時，曲欽岳為半日驅車過五校(含中央黨校)的高效率而頗感自豪，特地問其秘書："這頓飯你感覺如何?"秘書回答："經濟，特別，令人難忘……"

六校長署名的信當日下午即送至國務院辦公廳。晚飯後，曲欽岳主動提出："今天晚上要好好輕松一下，你看咱們是否到黃庄看場電影?"電影有兩場，看完已是十一點多了，公交車均已停行，又是曲欽岳提議："月色正好，不如步行去北大芍園!"

強化"爭第一"的意識意識，更多的，則是由於責任感、使命感，曲欽岳自擔任校長之後，就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思考：如何改變南大的現狀，如何使學校的教育質量和辦學水平名列國內前茅，並爭取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他提出"要自覺地給自己施加壓力，並將這種壓力轉化為前進的動力。"他主張"強化爭第一的意識"，因為只有"取法乎上"，才可能有所前進，若取法乎中，則弄得不好，可能得其"下"。

，尤其在國家科委科技情報所根據國際上幾種權威學術論文索引所收錄的中國科技論文分析排序的"高校學術榜"中，南京大學排名甚前。從1989年起，南大一直是"四強"之一。90年代初李嵐清副總理到南大檢查工作，曾經風趣地對曲欽岳等說："你們是中國大學的'四大名旦'之一啊。"

從1992年起，南京大學被SCI(《科學引文索引》)所收錄的論文首次超過200篇，居國內高校第一(未統計香港、台灣、澳門的大學)，從1994年起，南大在被國際學術界引用的論文數這一項指標上，也超過國內其他高校而居第一。在EI《工程論文索引》方面，南大也躋身全國高校三甲之列。至1998年底，南京大學已創造出SCI"七連冠"的業績。

《光明日報》在一篇題為《南大基礎科學研究奇峰突起》的報道中說："近年來國內科技、教育界有關'基礎研究在滑坡'的呼聲，已是不絕於耳。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大學的基礎科研能有強勁的上升勢頭，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國際權威刊物《科學》、《自然》也對南大學術研究的迅速崛起給予關注，把南大列入中國最好的大學之一。

1994年11月18日，南京大學繼北大、清華之後，通過了國家教委專家組的"211工程"

預審。這是近百年來好幾代南大人孜孜以求並為之嘔心瀝血的夢想，也是曲欽岳任校長十多年來不倦奮斗、魂牽夢縈的理想。在專家預審會上，曲欽岳說了一段既充滿自信又不失清醒的話：

"任重而道遠，要真正成為國際一流大學，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還要付出長期的、艱辛的努力。同時我們也認為，事在人為，我們必須跨越這一富有挑戰性的高度，我們也有可能跨越這一高度!"

1997年，曲欽岳不再擔任南大校長職務。從風華正茂到兩鬢飛霜，曲欽岳為南大的崛起憚精竭慮，從未懈怠過一日。他當了三屆校長，前後歷經十三個春秋。

❸ 香港演藝學院的校長序言

2004年正值演藝學院邁進20周年，我在這個時刻加入演藝，一方面間接分享了學院從成立至今發展成為享譽國際演藝學府的成就，另一方面，我亦透過多次來港主持及參與演藝學院的學術評審活動而親歷了學院的成長；學院的前景與其培育出來的年青專才的潛力一樣充滿活力。
作為培育21世紀專才的專上學府，我們需要思考現今社會期望藝術工作者所具備的素質。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如何塑造表演藝術、電影電視和舞台科藝的生力軍，讓他們有能力立足於這個急速多變的世代。
我有信心，演藝學院能夠善用組織、資源和力量讓同學們得益，幫助他們尋找藝術工作者實踐的新方向。
憑藉學院匯聚的國際權威和專業團隊、配合教學而曾獲獎項的校舍設施，以及實踐為本的課程，同學們的潛能和熱忱將可得以全面發揮，迎接今天和未來的挑戰。
學院的課程設計全面，經過測試和評審，無論在藝術和學術水平方面都務求做到最好，吸引了主動性極強的學生和研究生加入這個優秀的業界社群，其組成來自世界各地，懷著獨特的抱負服務香港。
演藝學院坐落於非常有利的位置。我們要發展成亞洲區內的世界級演藝學府，既往開來，穩中求變；尊重中西文化傳統，展現香港獨特的文化多樣性，繼承學院過往20年來追求卓越，為演藝專業和社會作出貢獻的驕人成就。
瀏覽演藝學院網站，你將會發現到我們的專長、活力、節奏及追求成功的熱誠。然而，要真正感受到演藝學院的氣息，就只有親身一睹演藝舞蹈、戲劇、電影電視、音樂和科藝學院，以及中國戲曲課程的創意和動力。
我保證，閣下不會感到失望。
——湯柏燊教授
30年來，香港演藝學院培育出不少出色的表演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為豐富及重塑香港文化精神面貌作出莫大貢獻。適逢演藝30周年，我們希望藉此慶祝他們的卓越成就。
演藝在過去12個月，一直積極與相關持份者接觸，為下一階段的發展訂立路線圖。經過一輪檢討和諮詢工作後，演藝的發展策略，正好以「培養21世紀表演藝術家 ―― 亞洲中心．環球視野」一言以概。演藝身處香港，可享受薈聚全球多元文化的動感之都得天獨厚之優勢，配合全面的跨學科演藝課程，為學生提供了豐富而具多元性的學習環境。
我們在慶祝這30周年的年度亮點，包括戲曲學系的成立、新的跨學科學院架構、周年慶典表演系列及為教學引進的頂尖科技，令學習環境更臻完善。我們誠邀你們參與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分享我們的喜悅 。
與此同時，本年度亦見證著香港演藝學院進一步鞏固其在區內演藝教育的領導地位，並在全球演藝教育學府的網路中擔當重要一員。
事實上，演藝30年以來的成就，實有賴一眾優秀導師及各支持與捐助演藝發展的有心人士，他們一直以來的付出，為演藝培養高水平的畢業生，廣為文化及創意業界人士聘用 。
我們期待與您一起見證演藝的歷史性時刻，共賀香港演藝教育30載的光輝歲月。
——華道賢教授 AM

❹ 學生為老校長祝壽的紀念冊序言怎麼寫

先介紹一下學校的基本情況，然後再定上老校長的經歷，從哪個做老師，哪年開始做校長。這個說完了，就寫寫老校長為學校的發展做出的貢獻，然後再寫上一些祝福的話語就行了。

❺ 校長的主要職責是什麼

1、全面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自覺抵制各種違反教育方針、政策、法規的傾向，實施素質教育。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努力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按教育規律辦學，不斷提高教育質量。

2、認真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幹部政策，團結、依靠教職工。組織教師學習政治與鑽研業務，使之不斷提高政治思想、職業道德、文化業務水平及教育教學能力，注意培養班主任、中青年教師和業務骨幹，努力建設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依靠黨組織，積極做好教職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自覺接受黨組織的監督。充分發揚民主，重視教職工代表大會在學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注意發揮廣大教師和職工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3、全面主持學校工作，全面管理學校的教育、教學、安全、衛生、後勤等各方面工作。審批各處室工作計劃，聽取各處室總結匯報，統一協調和推動各部門工作。

(5)校長教育培訓序言擴展閱讀:

國家教育行政部門或其他辦學機構管理部門任命的學校行政負責人。校長綜合管理全校的校務，對外代表學校，對內主持校務。

十九世紀末，辛亥革命元老中國現代教育奠基人何子淵、丘逢甲等人開風氣之先，排除頑固守舊勢力的干擾，成功引入西學，創辦新式學校，將平民教育納入滿清朝廷的視野。清政府迫於形勢壓力，不得不對教育革新網開一面，於1905年末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並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新式學堂，宣統元年（1909年），地方科舉考試真正停止以後，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形式。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淺論大學校長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