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長在校長培訓班上的講話

① 掛靠培訓班執行校長

我之前在培訓機構上班,老闆把我的教師資格證和身份證拿去,說讓我當什麼執行校長,好像要把我教師資格證掛...

② 泰安市岱嶽區夏張鎮中心小學校長辦主任強制上培訓班

上教育局告他。

③ 湖北省委黨校校長,請問省委黨校裡面的公務員培訓班廣告上說是省委黨校領導辦的，請問是真的嗎

您好，中公教育為您服務。

選擇培訓機構的時候你要從它的規模、培訓歷史、培訓人數、師資力量等方面來選擇.中公教育是國內公職考試培訓的開創者與領導者，秉承著「實用、有效、專
業、深度」的辦學宗旨，依靠頂級的師資陣容和完整的自主研發實力，培訓業務涵蓋公務員考試、事業單位考試、軍轉干考試、招警考試、選調生/三支一扶/大學
生村官考試、政法幹警考試、公開選撥領導幹部考試、教師招錄考試等，擁有國內首家公職考試研究院，面向全國培訓學員超過1000餘萬人次，為眾多考生實現
公職夢想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與服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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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問，歡迎向中公教育企業知道提問。

④ 副縣長在校長培訓班上的講話怎麼寫

各位校長、書記，同志們：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興來參加教育系統幹部暑假培訓班。天氣非常熱，大家也非常辛苦，能夠在一起學習，商議下學期的教育工作，我覺得精神可貴。今天也是我分管教育局工作以來第一次和全縣所有學校的校長、書記進行面對面地交流，十分激動，同時也感到意義重大，責任重大。下面，結合縣委十二屆三次全體會議精神，縣委縣府關於教育的目標定位，以及下一階段的主要工作，談幾點意見和看法。

一、近年來，全縣教育事業取得了長足發展，成績卓著，值得充分肯定和總結

1、積極搶抓機遇，教育整體實力躍上新台階。2003年以來，全縣教育經費總投入達28.95億元，教育投入從4.4億元增加到7.7億元，縣、鎮兩級教育基建投入近10億元，新建、改建、擴建校舍近40萬平方米，建成了鑒湖中學、職教中心二期、西藏民族中學、柯橋初中、錢清鎮校、馬鞍鎮中、楊汛橋紫薇小學、柯岩中心小學等一大批現代化、標志性的學校。目前，學校已真正成為紹興縣城鄉大地上最亮麗的建築，成為很多鎮街的標志性建築，基礎建設達到了全市甚至是全省的領先。2003年全縣19個鎮（街）全部成為省教育強鎮和市「高普九」鄉鎮，2006年底 8個鎮街成為市教育基本現代化鎮（街），一大批學校成為國家、省、市級重點示範學校。全縣教育的實力和水平目前很多指標可以說排到省級第一。

2、把握發展主線, 統籌城鄉教育發展亮點紛呈。堅持以科學的教育發展觀為指導，以統籌城鄉教育發展為主線，全面深化農村教育綜合改革，在全省創造性地提出「全縣統籌、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新體制，實現農附費85%縣級統籌管理。深化實施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制定義務教育公用經費使用管理辦法和條例，確保教育經費使用的安全、高效、順暢，有力地提高全縣義務教育的保障度。創新教育發展規劃、經費管理、師資配置、網點調整和學校建設「四個統籌」的工作機制，成立19個鎮（街）教育管理委員會，農村完小均衡發展亮點紛呈，城鄉教育統籌發展步伐明顯加快。

3、深化改革創新,教育發展活力顯著增強。抓辦學機制改革。統籌整合各類教育資源，一大批教育存量資源有效盤活；創辦國有民營的豫才中學，成立柯小教育集團和實驗中學教育集團，擴大優質教育資源；大力扶持民辦教育，輕紡城高級中學成功舉辦；創新外來民工子女教育政策，有效解決2.5萬名外來民工子弟就學問題；建成會計核算中心、教育服務中心、教師發展中心，提升了教育監管及服務功能。抓內部管理制度改革。以制度建設為重點，工作程序、目標管理、運行機制、隊伍建設得到了規范和優化，建立健全了全系統以制度管人促事的體制機制。抓人事分配製度改革。推進城鄉教師支教服務期和合理流動制度，教師的收入待遇有了較快提高。通過改革，走出了一條適合我縣縣情、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新路子。這一系列的改革工作，朝著縣委縣府提出來的要制度化、法制化、經常化的軌道進行，目前所有的改革進展順利，成果顯著。

4、服務經濟建設，職成教育發展卓有成效。完成職教中心二期建設,使之繼續保持全省領先優勢。召開全縣職教工作會議，積極打造先進製造業技能型人才培養培訓示範基地，大力培養熟練技工。17個專業成為省市級示範專業。積極整合成職教資源，在全國首創「三單制」農民培訓模式，建成縣成教中心和七大區域性成教中心，扎實推進「三大培訓工程」和新型農民素質提升工程。四年來全縣各成教中心培訓農民1516期102374人次，其中培訓被征地農民56697人，轉移42816人，有效增強了教育服務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功能。我縣的經驗和做法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

5、堅持質量中心，教育質量連創歷史新高。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全面推進素質教育，全縣的教育質量始終走在全市乃至全省前列：高中段入學率和高考上線率從「九五」末的85.53%和75.54%，分別提高到2006年的98%和94.3%，提高了12.5個和19個百分點，高考上線率連續多年居全市首位，已提前基本普及十五年教育。近五年來，全縣共向各高等院校輸送大學生238391人，培養了紹興縣歷史上首位省高考狀元，有59人進入北大、清華，17人成為飛行學員。

以上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於縣委縣政府對教育的高度重視，和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更來源於全縣教育工作者的辛勤耕耘。特別是在座的書記、校長，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在體力上，擔負了來自社會、學生家長、教師等各方面很多、很沉重的壓力，大家嘔心瀝血、無私奉獻，是全縣教育事業的功臣，也為紹興縣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藉此機會，我代表縣政府向你們並通過你們向全縣廣大教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親切的問候！

二、當前我縣教育發展改革面臨的新情況和新要求

1、科學和諧發展對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科學和諧，是蘊含於黨的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的理論創造和戰略部署中的核心思想。這是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是我們現階段理論的指南。堅持科學和諧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促進教育的科學和諧發展。進一步說，就是要堅持以人為本，讓教育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就是要通過教育提升全體人民的素質，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就是要通過提升人的素質，實現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實現社會的整體和諧。不可否認，這些要求相當高，決不是短期內能實現的。但又是必須去努力實踐的。作為教育工作者，必須牢固樹立和堅持科學和諧的發展理念，這是現階段解決諸多教育難題，實現教育科學和諧發展、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前提。在座的都是書記、校長，是我們紹興縣教育工作的領頭人和作出了卓越貢獻的人，科學和諧這個新理念的提出，指的絕對不僅僅是考試，也不僅僅指的是高中段以下的所有未成年人的教育，而是要擔負起全縣人民素質的提高和全縣政治、經濟、文化全面發展的重任，所以，這個問題也是我們教育內容的一個新情況和一個很大的新課題，我們要進一步拓寬思路，努力扮演好我們的角色，為我縣的經濟發展和全民素質提高作出新的貢獻。

2、經濟社會發展對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近年來，我縣圍繞「經濟建設中心，推進率先發展」的工作主題，實現了經濟社會的又好又快發展，面對這一發展形勢，教育如何與經濟強縣的地位相適應？縣委縣府主要領導向我們提出了「突出均衡發展，確保走在前列」的一流教育發展目標和要求。今年以來，全縣上下繼續按照推動縣域經濟社會科學發展率先發展「一三五」總體思路，加快實施「五大戰略」，各項工作取得新突破，如「611」工程計劃快速推進，輕紡市場改造升級工程過半，「兩湖」區域開發順利進行，紡織產業提升發展，行業龍頭企業得到加強，新型城鎮建設取得新業績等等。為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增創發展新優勢，最近還專門召開的縣委第十二屆三次全體會議，提出了把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作為我縣新的經濟增長點和結構調整的戰略重點，把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放在突出的位置，並明確要求：在抓好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前提下，突出柯橋城區教育資源優化配置，著力打造「學在柯橋」教育品牌，充分發揮教育在集聚城區人口、繁榮城市經濟方面的獨特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們教育系統如何審時度勢，如何實施「學在柯橋「教育品牌，如何在商貿三產發展、集聚人氣方面，能夠做到挑大樑，能夠有新思路，能夠為更好更快地促進全縣新的經濟增長點――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3、人民群眾對教育提出了新要求。隨著教育網點布局的日趨合理完善，「四項工程」、免費教育政策等的全面實施，學前教育、義務教育、高中教育得到協調發展，我縣已提前完成高標准普及十五年教育。但隨著人民群眾物質生活水平的極大豐富和提高，特別是我縣已達到了人均GDP已超過8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廣大人民群眾對優質教育的需求也日益增長，人們迫切希望讓子女能夠進入名校學習，接受優質教育。這既是人民群眾主觀上對教育發展的要求，也是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就業創業的需要所作出的選擇。作為教育工作者，對於人民群眾的教育需求，必須著力研究，既要積極引導，更要努力提高教育質量，擴大優質教育的覆蓋面，竭誠滿足群眾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辦出讓人民滿意的教育。

4、教育自身發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隨著教育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特別是近年來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實施，新機制的高標准、高要求與原有的教育經費管理體制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要解決這一問題，不僅需要教育部門自身的努力，更需要各級政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另一方面，隨著課程改革的推廣實施，以人為本教育理念的確立，教育越來越呈現出個性化、多樣化的特點。個性化，就是教育越來越關注每個人的需求；多樣化，就教育必須滿足全社會多方面的需要。這一系列新的變化和要求也極大地改變著教育理念、教育方式，催生進一步教育改革和開放。

面對新情況、新要求，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自身責任的重大，任務艱巨。

三、對下一階段教育改革發展的幾點希望和要求

1、優化配置新縣城教育資源。圍繞縣委縣府建設「國際紡織之都，現代商貿之城」目標定位，突出重點，集中精力，做好城區教育資源的優化配套工程。當前要重點做好管墅小學、人利小學和華舍初中在三校的擴建新建工程，確保三校工程在2009年秋季能順利建成開學；要進一步研究城市教育的特點和發展規律，推進城區教育集團化辦學，擴張城區優質教育資源，打造「學在柯橋品牌」，積極為促進城區人口集聚和商貿繁榮，為建設現代化的柯橋新縣城服務。「國際紡織之都，現代商貿之城」、以及「611」等工程的實施，將會給柯橋帶來新的經濟增長點，也會為教育帶來很大的發展機遇。但「611」的建成，「紡織之都」的建成，需要集聚人氣。而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業的發展，將會在集聚人氣方面發揮非常之大的作用，所以要靠我們在座的校長、書記、教育局的骨幹，集思廣益，獻計獻策，做好「學在柯橋」這篇文章。

2、統籌全縣教育發展。統籌就是要著眼全局，兼顧各方，突出重點，抓住關鍵，確保全縣教育事業的協調均衡發展。一是要圍繞新型城鎮和新農村建設發展規劃，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積極穩妥地做好全縣教育網點優化布局工作；二是要積極落實縣委縣府關於統籌發展山區的有關精神，加快偏遠山區薄弱學校的網點調整，提高山區教師的待遇，優化山區教師結構，促進山區教育事業的優先發展。三是要統籌發展各級各類教育，學前教育要抓普及與提升，義務教育要抓均衡與特色，普高、職高要抓協調與質量。四是要抓弱勢群體的助學工作，要進一步重視做好貧困學生、留守學生和外來民工子女的教育工作。

3、著力提高教育質量。質量是教育工作的永恆主題，是學校發展的生命線。提高教育質量，重在基礎，重在經常，重在長遠。抓教育質量的提高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和正確的政績觀。功利、浮躁，抓不好質量。必須潛下心來，認真研究教育教學的規律，充分激發教師的聰明才智，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4、強化素質教育。全面實施素質教育，核心是解決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的重大問題。實施素質教育首先必須堅持德育為先，努力培養黨和國家的合格建設者和接班人。素質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的教育，著眼於學生全面發展的教育，圍繞全面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現階段我們要抓好三件事：一是切實加強學生的人格培養；二是切實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實踐創新能力；三是切實保證學生的休息和文體活動時間，增加學生體質。在加強學生本身的素質教育的基礎上，還要讓學生做好家長的素質教育，要以小帶大，利用學生的資源做好成年人的思想教育和素質提升。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上過大學，大學裡面分應試型和整體素質型兩種人，應試型的人，就是以後參加工作，對他個人來說，生活也一樣很痛苦，對社會還是沒有多大貢獻。而素質健全的人，就算是高中畢業，他走到哪裡，哪裡都會受歡迎，而且同樣能做出很大的功績，並不是說只有高學歷的人才能夠為國家作貢獻。繼續強化素質教育，大家可能已經有所意識，有所學覺察，有所思考，關鍵是素質教育怎樣真正落到實處，為全面提高教育質量作貢獻。

5、積極優化教師隊伍建設。發展教育的主體在教師。抓好教師培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在師資培訓方面精神塑造很重要。教師要崇尚這個職業，要對孩子有愛心。一個校長不愛老師、不愛學生，不會是一個好校長；一個老師不愛孩子，也不會是一個盡心盡責的好老師。天下所有的母親對孩子都充滿了愛心，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越自己，如果所有的老師都有母親般的情懷，他一定會殫精竭慮地執教育人。其次要加強教師的業務培訓，一個老師只有具備了過硬的業務能力，才能教育出高素質的學生，這次教育局全面啟動全縣教師培訓的做法，我認為這將會對教育質量的提高帶來根本性的改變。而且，這一做法要經常化，要作為一個制度固定下來，全面提高教師的整體素質和業務能力。通過這種培訓方式，首先是給大家創造了一個交流經驗的平台；第二是提供了一個靜下心來學習的機會。所以希望各位校長、老師能夠抓住這次機會，能夠切實得到提高。

6、大力開展平安創建。在平時工作中，確保校園安全穩定的弦一刻都不能放鬆。學校是社會神經最敏感的地方，各方面都高度關注。學校安全萬一出現問題，影響很大。各級各類學校一定要抓好學校的環境整治，突出抓好安全工作。當前尤其是要抓好飲食安全、交通安全以及學生的精神安全等問題。

7、致力實施依法辦學和依法治教。依法辦學、依法治教是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教育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要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教育管理體制，強化政府對義務教育的保障。要切實規范辦學行為，加強校風、學風和制度建設，按計劃開足開好各門課程。全面實行「陽光招生」，切實防範和制止各種亂辦班、亂招生行為，嚴格收費管理。義務教育階段嚴格執行「一費制」，高中階段嚴格執行「三限」政策。

同志們，當前我縣正處在經濟社會建設的關鍵時期，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的道路上，面臨著諸多新的情況、新的困難和矛盾，但是更多的是機遇，是發展。縣委縣府已為我縣的教育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希望教育系統的全體幹部進一步貫徹落實縣委縣府的精神，認清形勢、明確目標、團結一心、眾志成城、齊心協力，把我縣的教育現代化事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努力開創新局面，實現新跨越。（全文完）

你參考一下

⑤ 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定的組織和管理

第十條國務院教育行政部門宏觀管理全國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主要職責是：制定保障、規范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的有關規章、政策；制訂並組織實施培訓工作總體規劃；制定培訓教學基本文件，組織推薦、審定培訓教材；建立培訓質量評估體系；指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
第十一條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門主管本地區中小學校長培訓工作；制定本地區中小學校長培訓規劃和配套政策；全面負責本地區中小學校長培訓的實施、檢查和評估工作。
第十二條 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對承擔中小學校長培訓任務的機構的資質條件予以規范，加強對中小學校長培訓機構的監督檢查和質量評估。鼓勵有條件的綜合大學、普通師范院校、教育學院、教師進修學校等機構發揮各自優勢，以不同形式承擔中小學校長培訓任務。
第十三條中小學校長培訓施教機構的教師實行專兼結合。培訓機構應當配備素質較高、適應培訓工作需要的專職教師隊伍，並聘請一定數量的校外專家學者、教育行政部門領導和優秀中小學校長作為兼職教師。
第十四條對參加培訓並經考核合格的中小學校長，發給相應的培訓證書。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要加強對證書的管理。
第十五條經教育行政部門批准參加培訓的中小學校長，培訓期間享受國家規定的工資福利待遇，培訓費、差旅費按財務制度規定執行。
第十六條中小學校長培訓經費以政府財政撥款為主，多渠道籌措，地方教育費附加應有一定比例用於培訓中小學校長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要制定中小學校長培訓人均基本費用標准。
第十七條各級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把中小學校長參加培訓的情況納入教育督導的重要內容。對培訓工作成績突出的單位和個人，予以表彰和獎勵。

⑥ 培訓學校校長自述發展史

一、發展模式的不斷轉換
綜觀百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其發展模式的轉換大致可分為七個時期。
第一時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處於醞釀時期。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批培養外語人才和軍事技術人才的專門學校。它們不同於傳統封建教育機構，不是培養作為各級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養通曉各國語言和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所謂「藝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師同文館和1867年創辦的福建船政學堂。至1894年前後，我國共創辦了30所左右的此類學堂。這些學堂毫無例外地都是在外來因素的誘發下創辦的。所謂外來因素的誘發，包含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它們是清政府在外力脅迫下應急反應的產物，是為了培養應付西方殖民主義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開辦的；第二層意思是，這些學堂都標榜以西方為榜樣，然而，在具體的學習目標上，卻並不明確，籠而統之地把西方稱之為「泰西」。從時人留下的大量文獻分析，所謂「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國。可見，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種泛稱，還沒有具體而明確的模仿對象。
第二個時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時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別成立的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一般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的雛型。20世紀初，清政府頒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具有近代意義的全國性學制——《癸卯學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時間里，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無論是理論層面、制度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彌漫著一種濃厚的「以日為師」的氛圍。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啟超「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1]，即主要是參照日本東京大學的規程制定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條文也幾乎與日本學制中的相關規定一致。與前一個時期相比，學習的目標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詞被一個具體的國家——日本所取代，價值取向明確而單一。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是以日本為模式的。
第三個時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環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多元化時期。民國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進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學制《壬子癸丑學制》，對清末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關高等教育的內容作了相應的改革。其間，教育部還陸續公布了《大學令》、《大學規程》、《專門學校令》、《公立、私立專門學校規程》和《高等師范學校規程》等一系列有關高等教育的法規法令。眾所周知，作為民國初年教育改革的總設計師，蔡元培非常關心高等教育，《大學令》就是由他親手制定的。他多次談到，《大學令》中許多內容是「仿德國制」，「仿德國大學制」[2]。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 借鑒德國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願。但是，從實踐的層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並未實現。擺脫日本單一模式束縛的努力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大學設評議會、教授會的條文列入了《大學令》，但在當時的高等學校中並未實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後，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學付諸實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國高等教育為模式對北京大學進行深刻改造的同時，另一所國立大學——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東南大學迅速崛起。留美歸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東南大學以美國大學為榜樣，延攬一批留美學生到校任教，集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為一體，從管理體制、系科設置、課程內容以至經費籌措等，全面學習、借鑒美國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東南大學聲譽日隆，影響日廣，成為與北京大學南北呼應、交相輝映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鎮。
第四個時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間，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國和歐洲各國特點的進程中，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如果說20年代後期曾經是美國高等教育影響最盛的時期，從對地方分權制的教育體制的模仿，到大學實行選科制、學分制，以至於大學各專業缺乏明確的課程標准等等都顯示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強大影響；那麼，進入30年代，則表現出一種比較主動地吸收和借鑒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經驗的傾向。如在高中畢業生中實行會考制度，以整齊大學生的入學程度；教育部制訂並實行有關大學教師任職資格的法令；強調大學畢業考試制度等等，這些舉措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吸收了歐洲各國高等教育的具體做法。但是，這一時期從總體上講是以美國模式為基本走向。其間，有一個短暫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間實行的大學區制。實行「大學區制」用蔡元培的話來說是「仿法國制度，以大學區為教育行政之單元」[3]。眾所周知，大學院制試行不及兩年就無疾而終， 對全國高等教育的實際影響並不大，就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而言，可算作是一個小小的插曲。
第五個時期（1949年至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使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模式幾乎重復了半個世紀以前走過的路徑，即學習、借鑒的目標單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蘇聯為榜樣。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間，我國高等院校共聘請蘇聯專家861人， 此外還有相當一部分專家在高等教育部擔任顧問。在這些專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對高等院校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進行了全面修訂調整，專家的工作也包括編寫教材、培養研究生和培訓教師，甚至滲透到學生生產實習、課程設計、畢業設計、實驗室和資料室建設等具體工作領域。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對私立學校的接辦改造、教會學校的取締和院系調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對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體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蘇聯為模式的高等教育體制形成並確立。
第六個時期（1958年至1977年）。摒棄「模式」，復歸「傳統」。1957年以後，由於中蘇關系的惡化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逐漸走上了一條摒棄一切外國「模式」，復歸「傳統」的道路。所謂復歸「傳統」，是指力圖用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等根據地舉辦高等教育的經驗、辦法來指導高等教育改革。所謂摒棄「模式」，就是在「獨立自主」的旗幟下，拒絕接受來自國外的任何「模式」。20年間，經歷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帶來的高等教育的「大躍進」。之後是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而進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調整。從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關起門來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經歷了高等學校三年不招生、工農兵上大學和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斗、批、改」之後，力圖清除一切外國模式的干擾和影響的目的似乎已經達到，但事實是，中國高等教育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七個時期（1978年以後）。博採各國之所長，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決策。在經歷了閉關鎖國20年所帶來的種種災難之後，隨著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中國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進入90年代，政府陸續制定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等一系列法規，借鑒世界各國高等教育發展的經驗，加快了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確提出，「為了實現現代化，我國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學。這樣的大學，應該是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創造性人才的搖籃，應該是認識未知世界、探求客觀真理、為人類解決面臨的重大課題提供科學依據的前沿，應該是知識創新、推動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重要力量，應該是民族優秀文化與世界先進文明成果交流借鑒的橋梁。」[4] 盡管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是，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艱苦探索之後，深固拒閉、盲目排外不可取，單一的價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為政府和知識界的共識。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而又廣泛吸收各國之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道路，是中國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過上面簡略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個世紀里，中國高等教育在發展模式的選擇上經歷了那麼多次的轉換，從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歸根到底這是受近代中國急劇變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所制約。如果我們把一個世紀作為一個歷史過程考察，又會發現，百年間，我們在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選擇上似乎走了一個大圓圈：被迫開放（無意識的泛化）——單一的價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單一的價值取向——封閉——主動開放（在世界范圍內博採眾長）。歷史證明，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關起門來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絕借鑒任何先進國家的經驗，無論是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還是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都是一條自我封閉、作繭自縛的死胡同；囿於某種政治環境，價值取向單一，同樣不是發展的最好選擇。這是因為，高等教育作為人類所創造的知識文化的重要傳播場所，作為高級專門人才的培養基地，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高等教育的發展，既要受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國情所制約，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發展規律的制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一個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模式的轉換就是在如何認識和正確處理這一對矛盾的過程中艱難推進的。不能以強調本國情形的特殊性為由而拒絕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能以標榜追趕世界潮流為借口而置本國國情於不顧，這是我們回顧和總結這段歷史所應深刻記取的經驗教訓。
二、傳統與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幾年間，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時期。19世紀最後幾年所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南洋公學和京師大學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學的雛型。1904年頒布的《癸卯學制》中有《奏定大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學堂章程》和《奏定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在這些章程中，關於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有了新的表述：大學堂「以謹遵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以各項學術藝能之人才，足供任用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國學術日有進步、能發明新理以著成書、能製造新器以利民用為成效。」[6] 從前一個時期的培養「藝才」、「專才」，到這一時期的提出「通才」，從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傳統的人才觀。因為中國的傳統教育也強調「通才」，即所謂「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但是，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項學術藝能」為前提的，不僅與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內涵上有所不同，而且，這種目標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藝才」與「專才」的地位。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較之前一時期，較多地接納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當然，這種「通才」仍必須「謹遵諭旨」，「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在這里，中國傳統高等教育的影響依然十分強大。這是因為，雖然科舉制度在1905年被廢除，但是，科舉制度賜予出身的陋習仍然保留下來，秀才、舉人、進士的頭銜還十分具有吸引力。當然更重要的是封建專制制度的政治框架還在起著支撐作用，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變革終究需要以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變革為前提。與此相適應，在這十幾年間，高等教育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和方法上發生了較大變化。最明顯的表徵是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的各個門類被大量引進高等教育的課堂，政治學、法學、教育學、哲學、心理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被作為大學或高等學堂的教學內容，通過日本引進或翻譯的西方教科書大量出版。學術界往往把這一時期看作是在課程體系與教學內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個高潮。與此同時，在傳統高等教育中特別受到重視的儒家典籍「經學」的研習，也被保存下來，京師大學堂有經學科之設，而且置於各學科之首。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領域，傳統與移植之間的沖突、矛盾在政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非常激烈。
民國初年，資產階級革命派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從根本上否定了「中體西用」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文化觀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學民主」的精神來改造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文化，這也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進一步發展演變提供了思想基礎。 從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間，民國政府和後來的國民政府制定頒布過幾部重要的關於高等教育的法令、規程。就培養目標而言，從法律條文上看，最大的變化在於取消了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專門學校令》提出，「專門學校以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為宗旨」。同年頒布的《大學令》規定，「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在這里強調的是高深學術，是培養「碩學閎才」和「專門人才」。高等教育領域中大學和專門學校的區分標準是「學」與「術」，前者重在學術研究，後者重在應用技術。政治上、思想上的種種限制與要求，即所謂「忠君」、「尊孔」，在培養目標中被取消了。特別在民國前期，由於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廣泛的社會影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飛躍。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這一時期，中國才真正開始致力於建立一種具有自治權力和學術自由精神的現代大學。」[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的觀念，通過蔡元培的理論倡導和身體力行第一次較全面地被國人所認識和接受。蔡元培對北京大學的改造，他所反復強調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對大學功能的理解與認識，即所謂「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等等，使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對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正是通過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的努力，使中國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養目標上，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培養「內聖外王」的「賢士」、「君子」、「循吏」為目標的主流傳統。在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蔡元培在宣傳、倡導西方大學理念的同時，也充分利用了中國封建社會高等教育的非主流傳統，即張揚古代書院濃厚的學術氛圍、師生間砥礪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對的獨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澤東等人「鑒於現在教育制度之缺失，採取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二者之長，取自動的方法，研究各種學術，以期發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蔡元培聞訊後，高興地寫下了《湖南自修大學介紹與說明》一文為之鼓吹：「合吾國書院與西洋研究所之長而活用之，其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範者與？」[9] 對西方大學理念的移植與中國高等教育主流傳統和非主流傳統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時期特定的環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
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制定頒布了《大學組織法》和《專科學校組織法》。其中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分別為「大學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研究高深學術養成專門人才」，「專科學校應遵照……國民政府公布之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以教授應用科學養成技術人才。」在20年之後的1948年，南京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法》和《專科學校法》，關於培養目標的表述，與20年前幾乎完全一致。上述情況說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間，高等教育培養目標是研究高深學術的學者和研習應用科學的技術人才這條主線一直貫穿其間。
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民國時期與清末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廢除了反映封建傳統文化的科目，增加了體現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學科，人文社會科學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方面更是如此。據統計，民國初年《大學規程》中所開列的課程科目總數比清末《癸卯學制》所規定的多300多門；專科學校課程也比清末相應學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學20年代開設的課程中，有許多在歐美各著名大學中也是剛剛起步。在課程體系方面的另一顯著變化是，從參照日本到直接借鑒西方高等學校的課程設置。許多大學和專科學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學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認為，在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方面，對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出現了第二個高潮。直到30年代後期才陸續開始有中國學者自己編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學叢書」的字樣在各大學和專科學校採用，而且仍主要限於人文社科類學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明確表述，最早見之於政府法規文獻的是1950年7 月政務院批準的《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學校的宗旨為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五章的規定，以理論與實際一致的教育方法，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的成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建設人才。」[10]在這里，除去頭、尾兩處有關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內容是「培養具有高級文化水平、掌握現代科學和技術成就的建設人才」。與民國時期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相比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這是十分自然的；應該說，作為高等教育的特點還是體現出來了，「高級建設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說涵蓋了學術人才與專門技術人才。當然，由於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所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等等，在剛剛取得政權的社會條件下，是不會受到關注的。相反，對大學中舊知識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議事日程。在課程體系方面，特別強調了廢除國民黨政府開設的政治教育課程，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著作為基礎的新的課程體系。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則是全面地照搬蘇聯的課程體系。1955年有個統計，當時的浙江師范大學開設的153門課程中，有41門是以直接從蘇聯翻譯過來的教科書為基礎而設立的，另有79門課程所用教材是在蘇聯模式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11]。可以說，在這一歷史時期，對國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課程體系方面出現了第三個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間，中國高等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追求學術自由、大學自治的風潮。知識分子們響應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號召，對於機械地照搬蘇聯模式，大學中專業設置過窄、高等教育中忽視社會科學以及把馬列主義奉為教條等現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評。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學的馬寅初。這可以看作是中國高等教育非主流傳統與移植而來的蘇聯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統一）的一次頑強對抗。眾所周知，這次風潮的結果是以「反右斗爭的全面勝利」而告終。1957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著名講話中，提出了指導中國近30年的教育方針，即「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澤東的講話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為了實現這個方針，教育工作必須由黨來領導。」[12]從此，這個方針成了中國所有教育機構，包括大、中、小學的辦學宗旨。
196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頒布，對高等學校的培養目標作了前所未有的詳細規定：「高等學校學生的培養目標是：具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具有共產主義道德品質，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願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人民服務；通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著作的學習，和一定的生產勞動、實際工作的鍛煉，逐步樹立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勞動觀點、群眾觀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掌握本專業所需要的基礎理論、專業知識和實際技能，盡可能了解本專業范圍內科學的新發展；具有健全的體魄。」[13]可以說，這是近代以來關於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字數最多的一次表述。應該說，較之1957年毛澤東的論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指示中的規定，培養目標更明確，對專業有一定的要求。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這已是一個很大的轉變。而且，也確實對實踐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況沒有持續多久，隨著「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口號的提出，高等教育培養目標的泛政治化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變成了「反修、防修，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標語。與此相適應，在課程體系、教學內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學習、觸及靈魂、思想改造的同時，專業知識被壓縮至最少程度，大學變成了短訓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間，中國高等教育在培養目標、教育理念等方面所發生的變化， 同樣可以從移植與傳統的沖突中得到解釋。 如果說1949至1956年的全盤蘇化期間，我們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養目標仍然強調的是學術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是對民國以來形成的主線的繼續，體現的是外來因素的移植，同時融合了傳統的影響（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麼，後20年間則是傳統對移植的激烈反抗並戰勝之。在這里，所謂傳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指中國傳統高等教育所積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視倫理道德教育、培養政治人才的主流傳統；二是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環境中，在培養幹部隊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間，特殊的國際環境和國內環境使中國的高等教育關閉了與世界交往的大門，為傳統的復歸和高揚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1978年4月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 否定和拋棄了「文革」中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教育目的，將現代化的實現確立為教育的主要目標。同年10月，教育部對1961年頒布的《高教六十條》略作修改，印發全國高校組織討論，關於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完全是原來的表述。盡管如此，至少說明在改革開放的初期，注重專業知識的問題已被提到議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國人大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規定對在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畢業生和科研人員經過嚴格考核，分別授予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其目的是為了促進科學專門人才的成長，促進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頒布了《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決定》指出，「高等學校擔負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的重大任務。」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務歸結為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發展科學技術文化。這次會議的另一項與高等教育理念有關的重大決定是，明確提出要擴大高等學校的辦學自主權，改變政府對高等學校「統的過多的管理體制」，使高等學校具有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的積極性和能力。」[14]盡管在實際實施過程中高等學校所獲得的自主權遠未達到文件中所給予的自由度，但是，我們仍然可以說，《決定》給予了我國高等學校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自主權。此外，《決定》還強調高等學校是教學、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蘇聯模式那樣，要麼負責教學，要麼負責專業培訓；強調改革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教學制度，強調提高教學質量，開展教學改革試驗，改變專業過窄的狀況，增加選修課，實行學分制和雙學位制等等，努力借鑒和移植先進國家高等教育的課程體系和教學內容。
進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變，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1994年7月， 國務院頒發《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提出要進一步發揮高等學校在國家科學技術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實施「211」工程，面向21世紀， 重點建設100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1998年8月，全國人大制定並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規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高等學校應當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實行民主管理」，突出強調了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和辦學自主權。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年來制定頒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在高等教育辦學理念、培養目標、管理體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識。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群眾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斷高漲，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們所接受，並轉化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國高等教育面向社會精英階層的傳統正在成為歷史。可以說，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在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曲折之後，終於有了明確的、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同步的理念、目標與方向。

⑦ 公辦學校校長副校長辦私人培訓機構是否違反教育法

如果是國家在編的人員肯定是違法的，直接舉報，連飯碗都能給他端走。

⑧ 校長培訓機構有哪些

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
北京晟宮培訓
廣東卓博教育培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