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培訓講話

1. 延安我把你追尋這首詩多次提到追尋是在追尋什麼南泥灣開荒楊家嶺講話指的是什麼

延安我把你追尋中的追尋是追尋延安的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講話是打破敵人的圍剿

2. 什麼叫做＂楊家嶺講話＂ 快，急需

「楊家嶺講話」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在陝西延安楊家嶺居住和辦公，當時是中共中央機關的所在地。這期間，中共中央繼續指揮抗日戰爭敵後戰場並領導了解放戰爭，領導了大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召開了黨的「七大」和延安文藝座談會。

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後來被命名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奠定了「文藝是要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文藝路線，並影響著中國文學之後幾十年的發展。

(2)延安培訓講話擴展閱讀：

在延安舉行的文藝座談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宗旨在於解決中國無產階級文藝發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諸如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系問題、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普及與提高的問題、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問題、歌頌和暴露的問題等。

講話對上述問題一一作了剖析，提出並解決了一系列帶有根本性的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明確提出了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到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熟悉工農兵，轉變立足點，為革命事業作出積極貢獻。

講話總結了五四以後中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發展了馬列主義的文藝理論。

3. 莫言：抄寫《延安文藝講話》能說明什麼

談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見面會上，有記者提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表示，抄寫《延安文藝講話》並不後悔，因為抄《延安文藝講話》與自己的創作沒有矛盾。而自己的創作，一直在突破《講話》。
莫言進一步解釋稱，《講話》是一個歷史文獻，它的產生有歷史的必然性。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它對推翻腐朽政權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今天再看，確實有巨大的局限，比如過分強調文學與政治的關系，過分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
莫言表示，我們這一代的作家，在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寫作的時候，就已經認識到了《延安文藝講話》的局限，我們所有的創作都是在突破這個局限。
莫言還說，很多批評我的人，沒有看過我的書。如果看過，就會發現，我的作品是冒著巨大的壓力來寫的，與當時社會上流傳的作品大不一樣。

4. 延安我把你追尋這首詩里「楊家嶺講話的會場」有什麼含意~~

「楊家嶺對話的會場」實際是講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

楊家嶺有中央禮堂和中央辦公樓，許多重要的會議曾在這里召開。

如1942年5月，在中央辦公樓的會議室召開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毛主席在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

1945年4月，在中央大禮堂舉行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毛主席在會上作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著名報告。

(4)延安培訓講話擴展閱讀

《延安，我把你追尋》是祁念曾創作的一首富有革命精神的現代詩歌。

寫作背景

1968年，作者從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分配到陝西工作。曾多次到延安參觀采訪。當時，正是十年動亂時期，延安的面貌變化不大。

1974年作者到延安采訪，那裡的人民依然比較貧困，作者心裡難過極了。歸來後，寫一首《延安，我為你哭泣》的詩，留在他的日記本上。粉碎「四人幫」以後，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延安的面貌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91年，作者隨中央電視台《黃河》創作組再次不定期到延安采訪，參觀了棗園、楊家嶺、寶塔山、南泥灣等地。在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的進程中，延安精神更要發揚光大，在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更要提高精神生活的質量。

基於這種認識，作者開始構思，創作了《延安，我把你追尋》這首詩。

5. 楊家嶺講話是指什麼

楊家嶺講話就是毛主席最著名的講話，是在殷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此人的中國文藝工作者的革命方向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從抗日戰爭到自己這篇光輝的著作，一直在不斷鞭策著文藝工作者的工作方向，正確道路。
1。中國人民在艱苦的革命斗爭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為革命事業勇於獻身的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 2。延河丁冬的流水實際上指在延安度過的革命歲月 3。
棗園梨花的清香實際上指毛主席等中央革命領導同志在這里從事的革命活動 4。南泥灣開荒的钁頭實際上指大生產運動中所體現的自立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 5。 楊家嶺對話的會場實際上指當年黨中央和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領導。
6。延安窯洞溫熱的土炕實際上指戰爭年代那種親密的軍民關系，黨群關系。 7。寶塔山頂天立地的脊樑實際上指不屈不撓的戰斗精神。

6. 延安 我把你追尋

延安位於陝西北部,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她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
延安地處黃河中游,陝北高原南部,東隔黃河,與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嶺為界,與甘肅省接壤;北靠本省愉林地區;南接我省渭南,銅川,咸陽三市.地理位置為東經107度41分至東經110度31分.北緯35度21分至北緯37度31分之間,市區南北直線距離239.12千米,東西間距257.85公里.本地區有很好的植被覆蓋,延安有森林2769.9萬畝.森林覆蓋率為42.9%,有天然草場1856.9萬畝,中草葯品種約500餘種.全市已探明 礦產10多種,其中煤炭儲量71億噸,石油4.3億噸,天然氣儲量33億立方米,紫沙陶土5000多萬噸. 延安,廣義上是指延安市所轄的13個縣(區),既寶塔區,延長縣,延川縣,子長縣,安塞縣,志丹縣,吳旗縣,甘泉縣,富縣,洛川縣,宜川縣,和黃陵縣.總面積370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5.59萬人,其中城市人口59.64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5人.平均海拔1000米,平均降水量500毫米,無霜期平均170天,在氣候上屬於大陸性乾旱半乾旱氣候.我們通常說的延安,就是指廣義上的延安.
狹義上的延安就是指今日的寶塔區,是延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陝北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全區土地總面積3556平方公里,總人口33.19萬人(農業人口19.87萬)人均耕地面積2.48畝.1982年被國務院發布為全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1992,1994,1996,2000年被民政部.軍委總政治部命名為全國雙擁」模範城.延安位於」兩黃兩聖」所構築的陝西北線旅遊」金三角」的頂端.優秀文化積淀豐厚,所以延安又是一座旅遊名城,有」中國革命博物館城」之美譽.

延安古稱延州，歷來是陝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城區處於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的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有「塞上咽喉」、「軍事重鎮」之稱，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延安之名，始出於隋。1937年，中共中央進駐，同年設延安市，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1949年，改稱縣，1972年，再設市至今，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市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天然次生林163萬畝，木材蓄積量308萬立方米；以甘草、五加皮、寄生、牛蒡子、柴胡為主的中葯材近200種；有豹、狼、石雞、杜鵑等獸類、鳥類100餘種；而且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適生作物品種多，具有發展種植業、畜牧業、林果業的良好條件。除小麥、玉米、穀子、蕎麥、黃豆、綠豆、紅豆等糧食作物外，還盛產烤煙、蔬菜、花生、瓜類、薯類等經濟作物。

地處黃河中游的延安，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相傳人類始祖黃帝曾居住在這一帶，「三黃一聖」(黃帝陵廟、黃河壺口瀑布、黃土風情文化、革命聖地)享譽中外，為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全市有歷史文物保護景點848處，有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群洞18個，石窟寺14處，有建於唐代的寶塔山等12處古建築，有革命舊址6處。目前可供游覽的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7處，年接待中外遊客70萬人次。近年來，大力開發旅遊業，恢復了摘星樓、烽火台、摩崖石刻等50多處景點，「天然公園」萬花山新增200畝牡丹，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萬花山「四山」森林覆蓋率達55.4%，被國家林業部批准建設國家級森林公園。

來自紅色之路的感動

——本報「重走延安路」系列采訪活動札記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4月上旬，當《中國藝術報》重走延安路采訪組陝西分隊到達延安,寶塔山真的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句詩，夢想終於成真。山西分隊在太行山區、河北分隊在西柏坡、貴州分隊
在遵義，同樣感受到延安精神的無處不在。半個月時間里，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在聖地延安、在巍巍太行、在西柏坡、在遵義深入采訪，挖掘《講話》發表60周年以來的珍貴記憶，采擷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神州大地所孕育的藝術之花，尋訪那些在民間流傳的關於藝術、關於偉人、關於革命的動人故事。從4月5日開始到6月初，我們推出了「重走延安路」系列報道，共推出通訊、消息、圖片等各類報道近40篇和專版5個。這些報道刊出後，采訪組的同事們覺得十分安慰，因為我們深入了生活，記錄了歷史，見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在中國與時俱進的變遷。但我們也覺得遺憾，因為篇幅的限制，采訪過程中許多生動的故事，無法容納在報道中。時間雖然過去兩個月，但是這些細節卻不斷地在我們的腦海中回放。今天，我們願意為大家講述這些深深印在我們腦海中的細節，讓我們分享感動。

毛澤東伏在這張小炕桌上寫出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

我們為前輩艱苦奮斗的精神所感動。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毛澤東這大氣磅礴的詩句，我們曾無數次地反復吟誦。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毛澤東竟然是伏在農家的小炕桌上寫就這首詞的。當我們在瓦窯堡聽人介紹了這張小炕桌，當我們終於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第二展廳「紅軍東征」部分與這張小炕桌相逢，我們永遠地記住了它。年輕的講解員介紹說，1936年2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率領東征部隊來到了清澗縣袁家溝，住在農民白育才家中。為了方便毛澤東晚上辦公，房東主動將這張小炕桌搬來。2月6日，陝北普降瑞雪，袁家溝的山山嶺嶺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中。毛澤東觸景生情，浮想聯翩，於2月7日趴在這張小炕桌上寫下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毛澤東離開袁家溝後，房東將這張小炕桌精心保管，並作為傳家寶傳給後代。 1972年6月，延安革命紀念館徵集到這張小炕桌，開始將它作為重要展品陳列展出。講解員深情講述的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讓我們永遠記住了小炕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沁園春·雪》的思想內涵，也讓我們為毛澤東艱苦奮斗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贊嘆不已。

這樣的樂觀與豪情也體現在陳毅的詩篇中。在采訪延安市文聯的藝術家時，大家不經意地提到陳毅贊美清涼山的詩篇。他們介紹說，位於延安城東北方向的清涼山，不僅是名勝古跡薈萃之地，也是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機構的集中之地。新華社、《解放日報》、中央印刷廠、新華廣播電台都設在這里。黨中央的聲音通過通訊社、報紙、電台迅速傳遍抗日根據地，並通過由英國友人林邁可指導建立的英語廣播部傳向世界。因此，清涼山就成了延安與外界聯系的橋梁。陳毅有感於此，賦詩一首：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後來，在與當地藝術家座談時，也有不少人提到這首詩。革命前輩不畏艱辛、執著追求的精神盡在詩中。

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我們也感受到革命者在困境中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和豪邁的詩情。在紀念館中，我們看到了朱德離開自己戰鬥了3年的太行前線回延安之前寫的一首詩：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經過浴血奮戰、千難萬險考驗的朱德，依然意氣風發，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心。

當然，並不僅僅是炮火硝煙中的革命者才有這樣的情懷。對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一樣面臨著艱苦環境的考驗，並且交出了優秀的答卷。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後面的山坡上，有一間低矮、促狹的平房。聽了延安市文聯的同志介紹，我們才知道，這間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當年冼星海為《黃河大合唱》譜曲的地方。在低矮的屋頂下，在簡陋得近乎於無的條件下，冼星海以他的靈氣、才情和熱愛，寫下了撼人心魄的《黃河大合唱》。

「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我們為藝術家與延安、與人民的深情所感動。

在陝西，我們通過采訪前去采風和慰問演出的藝術家和當地文藝界人士的介紹，了解了一位位藝術家與延安的動人故事。

在北京采訪著名畫家張仃時，我們專門給他捎去了從延安帶回來的大棗和小米，這個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老人十分高興，似乎延安的生活就在眼前。

對電影藝術家於藍來說，延安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而是慈愛可親的母親。「延安是我的母親，1938年，我18歲那年就投向了她的懷抱。我吃過延安的小米，喝過延河的水，更重要的是，我和延安人民一起接受黨的教育。《講話》指引了我的一生，教會了我為人民服務的本領，使我的一生充滿快樂。」當一個人的青春、事業乃至愛情都與延安緊緊相連時，那將是一種怎樣刻骨銘心的記憶？從年逾80的於藍的臉上，從她那激情難捺的言語間，我們找到了答案。

同樣對延安滿懷深情的畫家李琦，則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情感。在延安清涼山腳下的解放影劇院前，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劇場走去的李琦駐足不前，凝望著前方籠罩在暮色中的寶塔山，陷入了沉思。此情此景，站在他的身旁，我們不知道這位9歲就來到延安並在這里度過了9個年頭的老人，記憶中珍藏著多少年少的快樂與無憂。他只是輕聲告訴我們，更像在自言自語：「每次來延安，我都要好好看看寶塔山……」

令我們難忘的，還有歌唱家郭蘭英在楊家嶺與延安老鄉一起扭秧歌的情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郭蘭英和一位頭扎白羊肚手巾、挎著腰鼓的當地農民扭起了秧歌。在大家的掌聲中，郭蘭英深情地唱起了《綉金匾》，當唱到「三綉周總理……」時，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哽咽得唱不下去。郭蘭英邊擦著臉上的淚水邊說：「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當中國文聯黨組書記李樹文、副書記覃志剛與赴延安采風的老文藝家來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我們在《講話》發源地照張相吧。這一張合影，大家的感情非常投入，因為大家要把它當做永遠的珍藏。

陝西省文聯主席、從延安走來的著名作家李若冰說起延安，臉上浮起的是少年般開心的笑容。他始終心懷延安，稱延安是自己的母親，是他的生命之泉。「寫那些關於延安的詩，我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歷經種種生活磨難的著名作家胡征，在西安的家中接受我們采訪時，說得最多的是對延安的深情和對藝術的熱愛，而絕口不提生活對他的不公。延安時期的音樂家曾剛也時常惦念著延安。他在一首名為《念延安》的詩中寫道：陝北山河秀，延安同志親。離家常惦念，夢里也牽情。並將這首詩置於詩集《心聲錄》的開篇，對延安的深情躍然紙上。聽說采訪與《講話》有關，延安時期的藝術家張炎手、汪素華夫婦，馬上打車趕到我們正在采訪的韓維琴、常美容夫婦家中，兩對延安時期的藝術家，給我們講起延安的故事時，彷彿又回到了年輕時期。有意思的是，退休後的韓維琴和其他一些老戰友，把當年由兩個人演出的《兄妹開荒》改為由十男十女來表演，很受歡迎，並一舉奪得首屆中老年健身舞蹈大賽一等獎——「蘭花獎」。老人們說，雖然節目形式變了，但《兄妹開荒》所蘊涵的延安精神沒有變。

在河北石家莊，當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如今已經85歲高齡並卧病在床的著名作曲家張魯一說起延安就打開了話匣子，采訪時間由原定的半個小時延長為兩個小時，讓我們采訪能否順利進行的擔心顯得多餘。而張魯已經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並且在我們到達石家莊前一天不慎摔傷了腿。面對後輩關於延安、關於《講話》的提問，張魯顯得十分興奮，如見故人。我們知道，我們的采訪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應該感謝的是革命聖地延安，以及張魯對延安的深情。

在貴州習水三岔河，幾個苗族小朋友唱著動聽的山歌、跳著苗族的舞蹈，為我們獻上美酒。遵義舞協副主席王瑚玫在與其中一個小女孩的交談中，得知她家境貧寒，當場決定捐助她。本報記者深受感動，也認捐了一個女孩。但是，當地民政部門的同志建議本報記者換一個捐贈對象，因為這兩個女孩是姐妹，如果換一個，可以使更多的家庭得到幫助。本報記者馬上表示，不用換，我認捐兩個！有關部門當即決定現場搞一個儀式，儀式上，本報記者認捐的那個女孩一直不說話。但當記者將捐助款交到她手中，她突然跪在記者的面前。記者被震驚了，趕緊將她扶起，勉勵她好好學習，爭取將來成為棟梁之材。此時記者發現，同行的一些文藝家已經落淚。後來同行的人們笑談，年輕的本報記者還沒結婚居然有了 兩個孩子，可謂「拉家帶口」矣。

老人以畢生精力收集關於延安的資料

我們為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天然的自覺傳承而感動。

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我們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曾經給毛澤東鬧過秧歌拜過年的兩個老漢。當68歲的賈宜策老漢和88歲的馮志成老漢出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講述當年給毛主席鬧秧歌拜年的情景時，我們感到歷史如在眼前。據說，賈宜策老漢經常到魯迅藝術學院舊址來，給遊人講述當年的故事。正是這種講述，讓我們感到了活生生的歷史，讓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不知不覺中傳承下來。而當賈宜策老漢唱起他自己創作的兩首《送給江主席的歌》時，我們發現，哪怕就是在最普通的這些老漢中間，延安精神也注入了新鮮的時代內容。

「小小紡車吱扭扭轉，搖起了那個紡車紡線線；別看這紡車小呀，力量大無邊，邊區鬧生產，打碎敵人封鎖線……」在棗園，在楊家嶺，年輕的講解員為我們唱起了反映邊區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紡線謠》。大家也跟著唱起來。唱起來的是歌謠，留下來的是精神。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身著軍服的講解員田悅慧也為我們唱起了《武鄉開花調》。在隨後的講解中，她多次哽咽。講到左權在做父親不久就犧牲了時，她禁不住潸然淚下。而我們當中，多數人也早已經眼圈發紅，噙滿淚水。我們隨機采訪了一位年輕遊客：你感動嗎？他說，這樣的時候感動是很蒼白的詞語，我內心的感受無法用語言表達。畢業於山西忻州師范學校的田悅慧如今是該館最優秀的講解員，為了提高講解質量，她到全國各地采訪老將軍、老戰士，購買有關書籍。當一個年輕人以講解革命傳統為職業，並將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講解中去時，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延續。

劉偉華是延安市延川縣一個以自己的畢生精力收集跟延安有關的一切資料的老人。當我們慕名來到劉偉華的家中，才發現這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家。幾平方米的一個傳達室里，除了一張床，就是滿牆、滿地的資料，各種有關延安的專題資料，擠在破舊的書櫃里，等待著人們來發掘。近年來，不少延安時期的著名藝術家都來找他幫忙，復印資料，而他也是有求必應。雖然經濟困難，家裡人也不熱心，住房也沒有著落，但是劉偉華依然投入全部心血繼續收集整理延安資料。當記者贊嘆他的資料是一個寶庫時，他說，我就是喜歡這個，希望延安時期的資料不要越來越少。

而在貴州紅軍一渡赤水河渡口所在地土城鎮，當地六七十歲的老阿婆自發地組織起來，穿上紅軍軍服，又唱又跳，給外來的遊客義務講述紅軍的故事。她們把這當作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從她們略顯蒼老的歌聲中，我們聽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這就是後來者對傳統的理解，和建立在情感認同基礎上的自覺的傳承。

「什麼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

我們為民間深厚的藝術底蘊而感動。

當老伴用驢拉的地排車，趕了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將66歲的延川剪紙大師高鳳蓮送到縣城接受我們的采訪時，我們被深深打動了。當她一邊說話一邊剪出一匹匹活生生的馬時，我們只有驚嘆。當她用一句「就是喜歡剪，拉著牲口就剪牲口，下著雪花就剪雪花」來回答我們的提問，當延川著名的布堆畫家馮山雲發表「為什麼剪得好？就是因為用心剪，沒成名之前用心剪，成名之後還用心剪」、「什麼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畫完了之後你最好跟農民探討，農民的評論那叫一個精彩」、「女人剪紙是生命的藝術，男人剪紙是生存的藝術」等評論，我們禁不住感嘆：與這些地地道道的民間藝術家相比，我們對藝術、對生活的理解還差得很遠。這些其貌不揚的人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更加讓人稱奇的，是由延川縣文聯主辦的一張小報《山花》。這張小報自20世紀70年代創辦以來，已經連續出版近200期。「文革」之後，由《山花》報編輯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發行達到28萬冊，並由香港三聯出版社重印，向海外發行。幾十年來，《山花》共採用稿件近5000篇，海內外不少報刊曾轉載《山花》的作品。《山花》不僅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而且還將路遙、聞頻、陶正等一大批後來的著名作家團結在《山花》的周圍，創造了「山花奇跡」。這是黃河與黃土地所孕育的一朵民間的文藝山花，正是因為它紮根生活，所以才常開不敗。

在赤水四洞溝，陪伴我們的30多歲農民王德華，一路不停地為我們唱山歌，青山綠水間，他的歌聲打動人心。同時，他還隨手拾起路邊倒伏的竹子，根本不藉助其他工具，而是用手把竹子撕成細細的篾條，給我們編出了各種充滿想像力的竹編工藝品。

生活，真的是藝術的源泉；藝術，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而生長在民間的藝術，永遠值得我們用生命去體會。

生活，永遠值得我們感恩。

大家都願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點事

我們為大家的鼎力相助而感動。

中國文聯黨組領導對我們「重走延安路」整個采訪方案給予了大力支持，並提醒我們要注意安全，多向地方的同志們學習。陝西省委副書記張保慶對我們深入一線采訪的做法十分肯定；陝西省文聯黨組對我們的采訪給予了大力支持；陝西省文聯副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本報陝西記者站站長蕭雲儒不僅事先幫我們策劃選題、聯系采訪對象、落實采訪用車，而且還一路陪同我們到延安采訪；陝西省文聯辦公室主任、本報駐陝西記者黃道峻全程陪同采訪，為我們做了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延安市委副書記張勛倉、忽培元在接待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依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張勛倉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圖片；延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曹振乾、延安市文聯主席艾生以及一大批延安的藝術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延川縣委副書記高鳳蘭在很短的時間里就為我們組織了當地各門類藝術家的座談會；延安歷史資料收集者劉偉華無償給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延安電視台的同行對我們的采訪活動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並於「5·23」前夕播放了專題片。本報河北記者站站長張從海和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陳宋良等也為我們的采訪提供了重要幫助。山西焦煤集團黨委書記薛山、副書記李瑞林，山西靈石縣煤運公司總經理張建新、辦公室主任王洪亮，山西長治農行行長牛子良等給本報記者的山西之行提供了大量幫助。而山西武鄉農行副行長孫晉剛始終陪伴我們顛簸在太行山區的崎嶇山路中，不辭辛勞，讓我們深深感動。

所有這一切，我們不會忘記。而我們之所以得到這么多關心和幫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采訪的主題：重走延安路。大家都希望我們的采訪獲得成功，都願意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點事情。

「這是我記者生涯中一段難忘的經歷，在我的生命中也有重要意義。」采訪組一位剛剛畢業一年的年輕記者這樣說。她的話也代表了我們采訪組所有同事的心聲。我們在那些用一生去追求理想的前輩身上感受到了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的真誠、對信仰的執著。毛主席要求文藝工作者「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走向廣闊的生活。本報所在地是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的「文苑」。我們從采風中得到的啟示是：作為從事文藝新聞報道的記者，也應該「走出小文苑，走向大文苑」，去捕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文藝事業的精彩和文藝家在實踐「三個代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的身影，為傳播先進文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延安曾經是黨中央的所在地，物質生活十分艱苦，住的是土窯洞，吃的是小米飯，穿的是粗布衣，點的是小油燈。尤其是1939年至1943年期間，日軍大舉「掃盪」，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自然災害的侵襲，使解放區面臨著嚴重的困難局面。但是，全國人民把希望寄託在延安，各地進步青年紛紛奔向延安。當時延安的生活很艱苦，為什麼會有那麼大的吸引力呢？因為延安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的革命精神。
作者追尋延安，追尋的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為崇高理想獻身的精神，是革命隊伍中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的精神，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艱苦奮斗是我們的傳家寶。即使將來我們經濟發達了，生活富裕了，也還要提倡艱苦奮斗。因為無論什麼時候，人們總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為了把社會推向前進，總要開辟新領域，探索新事物，這就必須發揚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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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在延安，蝦苗的來源在哪

延安位於陝西北部,是中國革命的聖地,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她在中國現代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
延安地處黃河中游,陝北高原南部,東隔黃河,與山西省相望,西以子午嶺為界,與甘肅省接壤;北靠本省愉林地區;南接我省渭南,銅川,咸陽三市.地理位置為東經107度41分至東經110度31分.北緯35度21分至北緯37度31分之間,市區南北直線距離239.12千米,東西間距257.85公里.本地區有很好的植被覆蓋,延安有森林2769.9萬畝.森林覆蓋率為42.9%,有天然草場1856.9萬畝,中草葯品種約500餘種.全市已探明 礦產10多種,其中煤炭儲量71億噸,石油4.3億噸,天然氣儲量33億立方米,紫沙陶土5000多萬噸. 延安,廣義上是指延安市所轄的13個縣(區),既寶塔區,延長縣,延川縣,子長縣,安塞縣,志丹縣,吳旗縣,甘泉縣,富縣,洛川縣,宜川縣,和黃陵縣.總面積370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05.59萬人,其中城市人口59.64萬人,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55.5人.平均海拔1000米,平均降水量500毫米,無霜期平均170天,在氣候上屬於大陸性乾旱半乾旱氣候.我們通常說的延安,就是指廣義上的延安.
狹義上的延安就是指今日的寶塔區,是延安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陝北地區經濟,文化的中心.全區土地總面積3556平方公里,總人口33.19萬人(農業人口19.87萬)人均耕地面積2.48畝.1982年被國務院發布為全國首批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1992,1994,1996,2000年被民政部.軍委總政治部命名為全國雙擁」模範城.延安位於」兩黃兩聖」所構築的陝西北線旅遊」金三角」的頂端.優秀文化積淀豐厚,所以延安又是一座旅遊名城,有」中國革命博物館城」之美譽.

延安古稱延州，歷來是陝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中心。城區處於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三山鼎峙，延河、汾川河二水交匯之處的位置，成為兵家必爭之地，有「塞上咽喉」、「軍事重鎮」之稱，被譽為「三秦鎖鑰，五路襟喉」。延安之名，始出於隋。1937年，中共中央進駐，同年設延安市，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所在地。1949年，改稱縣，1972年，再設市至今，為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延安市地域遼闊，自然資源豐富。天然次生林163萬畝，木材蓄積量308萬立方米；以甘草、五加皮、寄生、牛蒡子、柴胡為主的中葯材近200種；有豹、狼、石雞、杜鵑等獸類、鳥類100餘種；而且土地肥沃，光照充足，適生作物品種多，具有發展種植業、畜牧業、林果業的良好條件。除小麥、玉米、穀子、蕎麥、黃豆、綠豆、紅豆等糧食作物外，還盛產烤煙、蔬菜、花生、瓜類、薯類等經濟作物。

地處黃河中游的延安，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相傳人類始祖黃帝曾居住在這一帶，「三黃一聖」(黃帝陵廟、黃河壺口瀑布、黃土風情文化、革命聖地)享譽中外，為擴大對外開放和交流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全市有歷史文物保護景點848處，有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群洞18個，石窟寺14處，有建於唐代的寶塔山等12處古建築，有革命舊址6處。目前可供游覽的國家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47處，年接待中外遊客70萬人次。近年來，大力開發旅遊業，恢復了摘星樓、烽火台、摩崖石刻等50多處景點，「天然公園」萬花山新增200畝牡丹，寶塔山、清涼山、鳳凰山、萬花山「四山」森林覆蓋率達55.4%，被國家林業部批准建設國家級森林公園。

來自紅色之路的感動

——本報「重走延安路」系列采訪活動札記

「幾回回夢里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是我們耳熟能詳的詩句。4月上旬，當《中國藝術報》重走延安路采訪組陝西分隊到達延安,寶塔山真的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們情不自禁地想起這句詩，夢想終於成真。山西分隊在太行山區、河北分隊在西柏坡、貴州分隊
在遵義，同樣感受到延安精神的無處不在。半個月時間里，我們懷著激動的心情，在聖地延安、在巍巍太行、在西柏坡、在遵義深入采訪，挖掘《講話》發表60周年以來的珍貴記憶，采擷在《講話》精神指引下神州大地所孕育的藝術之花，尋訪那些在民間流傳的關於藝術、關於偉人、關於革命的動人故事。從4月5日開始到6月初，我們推出了「重走延安路」系列報道，共推出通訊、消息、圖片等各類報道近40篇和專版5個。這些報道刊出後，采訪組的同事們覺得十分安慰，因為我們深入了生活，記錄了歷史，見證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在中國與時俱進的變遷。但我們也覺得遺憾，因為篇幅的限制，采訪過程中許多生動的故事，無法容納在報道中。時間雖然過去兩個月，但是這些細節卻不斷地在我們的腦海中回放。今天，我們願意為大家講述這些深深印在我們腦海中的細節，讓我們分享感動。

毛澤東伏在這張小炕桌上寫出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

我們為前輩艱苦奮斗的精神所感動。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毛澤東這大氣磅礴的詩句，我們曾無數次地反復吟誦。但出乎我們意料的是，毛澤東竟然是伏在農家的小炕桌上寫就這首詞的。當我們在瓦窯堡聽人介紹了這張小炕桌，當我們終於在延安革命紀念館第二展廳「紅軍東征」部分與這張小炕桌相逢，我們永遠地記住了它。年輕的講解員介紹說，1936年2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率領東征部隊來到了清澗縣袁家溝，住在農民白育才家中。為了方便毛澤東晚上辦公，房東主動將這張小炕桌搬來。2月6日，陝北普降瑞雪，袁家溝的山山嶺嶺都籠罩在皚皚白雪中。毛澤東觸景生情，浮想聯翩，於2月7日趴在這張小炕桌上寫下了千古名篇《沁園春·雪》。毛澤東離開袁家溝後，房東將這張小炕桌精心保管，並作為傳家寶傳給後代。 1972年6月，延安革命紀念館徵集到這張小炕桌，開始將它作為重要展品陳列展出。講解員深情講述的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讓我們永遠記住了小炕桌，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沁園春·雪》的思想內涵，也讓我們為毛澤東艱苦奮斗和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贊嘆不已。

這樣的樂觀與豪情也體現在陳毅的詩篇中。在采訪延安市文聯的藝術家時，大家不經意地提到陳毅贊美清涼山的詩篇。他們介紹說，位於延安城東北方向的清涼山，不僅是名勝古跡薈萃之地，也是延安時期新聞出版機構的集中之地。新華社、《解放日報》、中央印刷廠、新華廣播電台都設在這里。黨中央的聲音通過通訊社、報紙、電台迅速傳遍抗日根據地，並通過由英國友人林邁可指導建立的英語廣播部傳向世界。因此，清涼山就成了延安與外界聯系的橋梁。陳毅有感於此，賦詩一首：百年積弱嘆華夏，八載干戈仗延安。試問九州誰作主，萬眾矚目清涼山。後來，在與當地藝術家座談時，也有不少人提到這首詩。革命前輩不畏艱辛、執著追求的精神盡在詩中。

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我們也感受到革命者在困境中樂觀向上的精神狀態和豪邁的詩情。在紀念館中，我們看到了朱德離開自己戰鬥了3年的太行前線回延安之前寫的一首詩：群峰壁立太行頭，天險黃河一望收。兩岸烽煙紅似火，此行當可慰同仇。經過浴血奮戰、千難萬險考驗的朱德，依然意氣風發，對革命事業充滿必勝的信心。

當然，並不僅僅是炮火硝煙中的革命者才有這樣的情懷。對文藝工作者來說，他們一樣面臨著艱苦環境的考驗，並且交出了優秀的答卷。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後面的山坡上，有一間低矮、促狹的平房。聽了延安市文聯的同志介紹，我們才知道，這間不起眼的小平房，就是當年冼星海為《黃河大合唱》譜曲的地方。在低矮的屋頂下，在簡陋得近乎於無的條件下，冼星海以他的靈氣、才情和熱愛，寫下了撼人心魄的《黃河大合唱》。

「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我們為藝術家與延安、與人民的深情所感動。

在陝西，我們通過采訪前去采風和慰問演出的藝術家和當地文藝界人士的介紹，了解了一位位藝術家與延安的動人故事。

在北京采訪著名畫家張仃時，我們專門給他捎去了從延安帶回來的大棗和小米，這個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老人十分高興，似乎延安的生活就在眼前。

對電影藝術家於藍來說，延安不是遙不可及的夢，而是慈愛可親的母親。「延安是我的母親，1938年，我18歲那年就投向了她的懷抱。我吃過延安的小米，喝過延河的水，更重要的是，我和延安人民一起接受黨的教育。《講話》指引了我的一生，教會了我為人民服務的本領，使我的一生充滿快樂。」當一個人的青春、事業乃至愛情都與延安緊緊相連時，那將是一種怎樣刻骨銘心的記憶？從年逾80的於藍的臉上，從她那激情難捺的言語間，我們找到了答案。

同樣對延安滿懷深情的畫家李琦，則以另一種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情感。在延安清涼山腳下的解放影劇院前，隨著熙熙攘攘的人流向劇場走去的李琦駐足不前，凝望著前方籠罩在暮色中的寶塔山，陷入了沉思。此情此景，站在他的身旁，我們不知道這位9歲就來到延安並在這里度過了9個年頭的老人，記憶中珍藏著多少年少的快樂與無憂。他只是輕聲告訴我們，更像在自言自語：「每次來延安，我都要好好看看寶塔山……」

令我們難忘的，還有歌唱家郭蘭英在楊家嶺與延安老鄉一起扭秧歌的情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郭蘭英和一位頭扎白羊肚手巾、挎著腰鼓的當地農民扭起了秧歌。在大家的掌聲中，郭蘭英深情地唱起了《綉金匾》，當唱到「三綉周總理……」時，她再也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哽咽得唱不下去。郭蘭英邊擦著臉上的淚水邊說：「我就是想為延安的老百姓多唱幾首歌。」

當中國文聯黨組書記李樹文、副書記覃志剛與赴延安采風的老文藝家來到延安文藝座談會舊址時，大家不約而同地說，我們在《講話》發源地照張相吧。這一張合影，大家的感情非常投入，因為大家要把它當做永遠的珍藏。

陝西省文聯主席、從延安走來的著名作家李若冰說起延安，臉上浮起的是少年般開心的笑容。他始終心懷延安，稱延安是自己的母親，是他的生命之泉。「寫那些關於延安的詩，我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歷經種種生活磨難的著名作家胡征，在西安的家中接受我們采訪時，說得最多的是對延安的深情和對藝術的熱愛，而絕口不提生活對他的不公。延安時期的音樂家曾剛也時常惦念著延安。他在一首名為《念延安》的詩中寫道：陝北山河秀，延安同志親。離家常惦念，夢里也牽情。並將這首詩置於詩集《心聲錄》的開篇，對延安的深情躍然紙上。聽說采訪與《講話》有關，延安時期的藝術家張炎手、汪素華夫婦，馬上打車趕到我們正在采訪的韓維琴、常美容夫婦家中，兩對延安時期的藝術家，給我們講起延安的故事時，彷彿又回到了年輕時期。有意思的是，退休後的韓維琴和其他一些老戰友，把當年由兩個人演出的《兄妹開荒》改為由十男十女來表演，很受歡迎，並一舉奪得首屆中老年健身舞蹈大賽一等獎——「蘭花獎」。老人們說，雖然節目形式變了，但《兄妹開荒》所蘊涵的延安精神沒有變。

在河北石家莊，當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如今已經85歲高齡並卧病在床的著名作曲家張魯一說起延安就打開了話匣子，采訪時間由原定的半個小時延長為兩個小時，讓我們采訪能否順利進行的擔心顯得多餘。而張魯已經患有嚴重的心臟病，並且在我們到達石家莊前一天不慎摔傷了腿。面對後輩關於延安、關於《講話》的提問，張魯顯得十分興奮，如見故人。我們知道，我們的采訪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應該感謝的是革命聖地延安，以及張魯對延安的深情。

在貴州習水三岔河，幾個苗族小朋友唱著動聽的山歌、跳著苗族的舞蹈，為我們獻上美酒。遵義舞協副主席王瑚玫在與其中一個小女孩的交談中，得知她家境貧寒，當場決定捐助她。本報記者深受感動，也認捐了一個女孩。但是，當地民政部門的同志建議本報記者換一個捐贈對象，因為這兩個女孩是姐妹，如果換一個，可以使更多的家庭得到幫助。本報記者馬上表示，不用換，我認捐兩個！有關部門當即決定現場搞一個儀式，儀式上，本報記者認捐的那個女孩一直不說話。但當記者將捐助款交到她手中，她突然跪在記者的面前。記者被震驚了，趕緊將她扶起，勉勵她好好學習，爭取將來成為棟梁之材。此時記者發現，同行的一些文藝家已經落淚。後來同行的人們笑談，年輕的本報記者還沒結婚居然有了 兩個孩子，可謂「拉家帶口」矣。

老人以畢生精力收集關於延安的資料

我們為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人們心中形成一種天然的自覺傳承而感動。

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舊址，我們經過種種努力，終於找到了曾經給毛澤東鬧過秧歌拜過年的兩個老漢。當68歲的賈宜策老漢和88歲的馮志成老漢出現在我們面前，為我們講述當年給毛主席鬧秧歌拜年的情景時，我們感到歷史如在眼前。據說，賈宜策老漢經常到魯迅藝術學院舊址來，給遊人講述當年的故事。正是這種講述，讓我們感到了活生生的歷史，讓延安精神和優良傳統在不知不覺中傳承下來。而當賈宜策老漢唱起他自己創作的兩首《送給江主席的歌》時，我們發現，哪怕就是在最普通的這些老漢中間，延安精神也注入了新鮮的時代內容。

「小小紡車吱扭扭轉，搖起了那個紡車紡線線；別看這紡車小呀，力量大無邊，邊區鬧生產，打碎敵人封鎖線……」在棗園，在楊家嶺，年輕的講解員為我們唱起了反映邊區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紡線謠》。大家也跟著唱起來。唱起來的是歌謠，留下來的是精神。在山西武鄉八路軍太行紀念館，身著軍服的講解員田悅慧也為我們唱起了《武鄉開花調》。在隨後的講解中，她多次哽咽。講到左權在做父親不久就犧牲了時，她禁不住潸然淚下。而我們當中，多數人也早已經眼圈發紅，噙滿淚水。我們隨機采訪了一位年輕遊客：你感動嗎？他說，這樣的時候感動是很蒼白的詞語，我內心的感受無法用語言表達。畢業於山西忻州師范學校的田悅慧如今是該館最優秀的講解員，為了提高講解質量，她到全國各地采訪老將軍、老戰士，購買有關書籍。當一個年輕人以講解革命傳統為職業，並將自己的全部感情都投入到講解中去時，我們看到了歷史的延續。

劉偉華是延安市延川縣一個以自己的畢生精力收集跟延安有關的一切資料的老人。當我們慕名來到劉偉華的家中，才發現這根本不能算是一個家。幾平方米的一個傳達室里，除了一張床，就是滿牆、滿地的資料，各種有關延安的專題資料，擠在破舊的書櫃里，等待著人們來發掘。近年來，不少延安時期的著名藝術家都來找他幫忙，復印資料，而他也是有求必應。雖然經濟困難，家裡人也不熱心，住房也沒有著落，但是劉偉華依然投入全部心血繼續收集整理延安資料。當記者贊嘆他的資料是一個寶庫時，他說，我就是喜歡這個，希望延安時期的資料不要越來越少。

而在貴州紅軍一渡赤水河渡口所在地土城鎮，當地六七十歲的老阿婆自發地組織起來，穿上紅軍軍服，又唱又跳，給外來的遊客義務講述紅軍的故事。她們把這當作了自己晚年生活的一部分。從她們略顯蒼老的歌聲中，我們聽出了巨大的生命力。

這就是後來者對傳統的理解，和建立在情感認同基礎上的自覺的傳承。

「什麼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

我們為民間深厚的藝術底蘊而感動。

當老伴用驢拉的地排車，趕了兩個多小時的山路將66歲的延川剪紙大師高鳳蓮送到縣城接受我們的采訪時，我們被深深打動了。當她一邊說話一邊剪出一匹匹活生生的馬時，我們只有驚嘆。當她用一句「就是喜歡剪，拉著牲口就剪牲口，下著雪花就剪雪花」來回答我們的提問，當延川著名的布堆畫家馮山雲發表「為什麼剪得好？就是因為用心剪，沒成名之前用心剪，成名之後還用心剪」、「什麼都可以被淘汰，民間文化不能被淘汰」、「畫完了之後你最好跟農民探討，農民的評論那叫一個精彩」、「女人剪紙是生命的藝術，男人剪紙是生存的藝術」等評論，我們禁不住感嘆：與這些地地道道的民間藝術家相比，我們對藝術、對生活的理解還差得很遠。這些其貌不揚的人們，才是真正的大師。

更加讓人稱奇的，是由延川縣文聯主辦的一張小報《山花》。這張小報自20世紀70年代創辦以來，已經連續出版近200期。「文革」之後，由《山花》報編輯的詩集《延安山花》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後，發行達到28萬冊，並由香港三聯出版社重印，向海外發行。幾十年來，《山花》共採用稿件近5000篇，海內外不少報刊曾轉載《山花》的作品。《山花》不僅為文學愛好者提供了發表作品的園地，而且還將路遙、聞頻、陶正等一大批後來的著名作家團結在《山花》的周圍，創造了「山花奇跡」。這是黃河與黃土地所孕育的一朵民間的文藝山花，正是因為它紮根生活，所以才常開不敗。

在赤水四洞溝，陪伴我們的30多歲農民王德華，一路不停地為我們唱山歌，青山綠水間，他的歌聲打動人心。同時，他還隨手拾起路邊倒伏的竹子，根本不藉助其他工具，而是用手把竹子撕成細細的篾條，給我們編出了各種充滿想像力的竹編工藝品。

生活，真的是藝術的源泉；藝術，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而生長在民間的藝術，永遠值得我們用生命去體會。

生活，永遠值得我們感恩。

大家都願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點事

我們為大家的鼎力相助而感動。

中國文聯黨組領導對我們「重走延安路」整個采訪方案給予了大力支持，並提醒我們要注意安全，多向地方的同志們學習。陝西省委副書記張保慶對我們深入一線采訪的做法十分肯定；陝西省文聯黨組對我們的采訪給予了大力支持；陝西省文聯副主席、著名文藝評論家、本報陝西記者站站長蕭雲儒不僅事先幫我們策劃選題、聯系采訪對象、落實采訪用車，而且還一路陪同我們到延安采訪；陝西省文聯辦公室主任、本報駐陝西記者黃道峻全程陪同采訪，為我們做了大量繁雜的事務性工作；延安市委副書記張勛倉、忽培元在接待任務十分繁重的情況下，依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張勛倉還為我們提供了大量圖片；延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曹振乾、延安市文聯主席艾生以及一大批延安的藝術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延川縣委副書記高鳳蘭在很短的時間里就為我們組織了當地各門類藝術家的座談會；延安歷史資料收集者劉偉華無償給我們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延安電視台的同行對我們的采訪活動進行了全程跟蹤報道，並於「5·23」前夕播放了專題片。本報河北記者站站長張從海和西柏坡紀念館副館長陳宋良等也為我們的采訪提供了重要幫助。山西焦煤集團黨委書記薛山、副書記李瑞林，山西靈石縣煤運公司總經理張建新、辦公室主任王洪亮，山西長治農行行長牛子良等給本報記者的山西之行提供了大量幫助。而山西武鄉農行副行長孫晉剛始終陪伴我們顛簸在太行山區的崎嶇山路中，不辭辛勞，讓我們深深感動。

所有這一切，我們不會忘記。而我們之所以得到這么多關心和幫助，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采訪的主題：重走延安路。大家都希望我們的采訪獲得成功，都願意為宣傳延安精神和《講話》精神做一點事情。

「這是我記者生涯中一段難忘的經歷，在我的生命中也有重要意義。」采訪組一位剛剛畢業一年的年輕記者這樣說。她的話也代表了我們采訪組所有同事的心聲。我們在那些用一生去追求理想的前輩身上感受到了對生活的熱愛、對藝術的真誠、對信仰的執著。毛主席要求文藝工作者「走出小魯藝、走向大魯藝」，走向廣闊的生活。本報所在地是鄧小平同志親筆題寫的「文苑」。我們從采風中得到的啟示是：作為從事文藝新聞報道的記者，也應該「走出小文苑，走向大文苑」，去捕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文藝事業的精彩和文藝家在實踐「三個代表」、發展先進文化過程中的身影，為傳播先進文化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8. 闡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所產生的歷史語境和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http://www.cctv.com/special/559/3/26514.html

看看,行不行.

9. 咨詢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謝謝！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來開座談會，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助，藉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
在我們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有各種的戰線，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線，這就是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我們要戰勝敵人，首先要依靠手裡拿槍的軍隊。但是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⑴以來，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國形成，幫助了中國革命，使中國的封建文化和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買辦文化的地盤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國反動派只能提出所謂「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來和新文化對抗，就是說，反動派有的是錢，雖然拿不出好東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這個運動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實際工作上卻沒有互相結合起來，這是因為當時的反動派把這兩支兄弟軍隊從中隔斷了的緣故。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革命的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的多起來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據地，並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據地的人民群眾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進，就要使這兩者完全結合起來。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的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為了這個目的，有些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
態度問題。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需要，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眾及其先鋒隊。對於這三種人需要有三種態度。對於敵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對於統一戰線中各種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有聯合，有批評，有各種不同的聯合，有各種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戰，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戰不積極，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動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堅決反對。至於對人民群眾，對人民的勞動和斗爭，對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黨，我們當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點的。無產階級中還有許多人保留著小資產階級的思想，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都有落後的思想，這些就是他們在斗爭中的負擔。我們應該長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擺脫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點錯誤作斗爭，使他們能夠大踏步地前進。他們在斗爭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藝應該描寫他們的這個改造過程。只要不是堅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敵視他們。我們所寫的東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進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奮斗，去掉落後的東西，發揚革命的東西，而決不是相反。
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寧邊區，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這個問題和在國民黨統治區不同，和在抗戰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時期，革命文藝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學生、職員、店員為主。在抗戰以後的國民黨統治區，范圍曾有過一些擴大，但基本上也還是以這些人為主，因為那裡的政府把工農兵和革命文藝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據地就完全不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根據地也有學生，但這些學生和舊式學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過去的幹部，就是未來的幹部。各種幹部，部隊的戰士，工廠的工人，農村的農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書、看報，不識字的，也要看戲、看畫、唱歌、聽音樂，他們就是我們文藝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幹部說，你們不要以為這部分人數目少，這比在國民黨統治區出一本書的讀者多得多。在那裡，一本書一版平常只有兩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但是根據地的幹部，單是在延安能看書的就有一萬多。而且這些幹部許多都是久經鍛煉的革命家，他們是從全國各地來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對於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義的。我們的文藝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而為要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為要在黨政機關，在農村，在工廠，在八路軍新四軍裡面，了解各種人，熟悉各種人，了解各種事情，熟悉各種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於這些，以前是一種什麼情形呢？我說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無用武之地。什麼是不熟？人不熟。文藝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寫對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簡直生疏得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什麼是不懂？語言不懂，就是說，對於人民群眾的豐富的生動的語言，缺乏充分的知識。許多文藝工作者由於自己脫離群眾、生活空虛，當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語言，因此他們的作品不但顯得語言無味，而且裡面常常夾著一些生造出來的和人民的語言相對立的不三不四的詞句。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麼叫做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應當認真學習群眾的語言。如果連群眾的語言都有許多不懂，還講什麼文藝創造呢？英雄無用武之地，就是說，你的一套大道理，群眾不賞識。在群眾面前把你的資格擺得越老，越像個「英雄」，越要出賣這一套，群眾就越不買你的賬。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在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變化的經驗。我是個學生出身的人，在學校養成了一種學生習慣，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學生面前做一點勞動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覺得不像樣子。那時，我覺得世界上干凈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臟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為是干凈的；工人農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為是臟的。革命了，同工人農民和革命軍的戰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這時，只是在這時，我才根本地改變了資產階級學校所教給我的那種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這時，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農民比較，就覺得知識分子不幹凈了，最干凈的還是工人農民，盡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凈。這就叫做感情起了變化，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麼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一個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作家，尤其是黨員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卻缺少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比如說，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存在決定意識，就是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客觀現實決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卻把這個問題弄顛倒了，說什麼一切應該從「愛」出發。就說愛吧，在階級社會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這些同志卻要追求什麼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這是表明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徹底地清算這種影響，很虛心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工作者應該學習文藝創作，這是對的，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系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藝才能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問題，當作引子，希望大家在這些問題及其他有關的問題上發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這個會在一個月里開了三次。大家為了追求真理，進行了熱烈的爭論，有黨的和非黨的同志幾十個人講了話，把問題展開了，並且具體化了。我認為這是對整個文學藝術運動很有益處的。
我們討論問題，應當從實際出發，不是從定義出發。如果我們按照教科書，找到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的定義，然後按照它們來規定今天文藝運動的方針，來評判今天所發生的各種見解和爭論，這種方法是不正確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叫我們看問題不要從抽象的定義出發，而要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從分析這些事實中找出方針、政策、辦法來。我們現在討論文藝工作，也應該這樣做。
現在的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的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在抗日戰爭中的動搖和對於人民的高壓政策；「五四」以來的革命文藝運動——這個運動在二十三年中對於革命的偉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點；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這些根據地裡面大批文藝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農民的結合；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和國民黨統治區的文藝工作者的環境和任務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中已經發生的爭論問題。——這些就是實際存在的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就要在這些事實的基礎上考慮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不解決這兩個問題，或這兩個問題解決得不適當，就會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一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五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⑵。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藝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斗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斗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藝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卻都是在為著共同事業努力工作著。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藝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工作，經歷過許多辛苦，並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響了廣大群眾的。但是為什麼還說即使這些同志中也有對於文藝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沒有明確解決的呢？難道他們還有主張革命文藝不是為著人民大眾而是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嗎？
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像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⑶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⑷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對於中國和外國過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豐富的文學藝術遺產和優良的文學藝術傳統，我們是要繼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為了人民大眾。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我們的文藝，應該為著上面說的四種人。我們要為這四種人服務，就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而不能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在今天，堅持個人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為革命的工農兵群眾服務的，他們的興趣，主要是放在少數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上面。而我們現在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文藝為什麼人的問題不能正確解決的關鍵，正在這里。我這樣說，不是說在理論上。在理論上，或者說在口頭上，我們隊伍中沒有一個人把工農兵群眾看得比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不重要的。我是說在實際上，在行動上。在實際上，在行動上，他們是否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比對工農兵還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為是這樣。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並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斗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於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隊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這種研究和描寫如果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的，那是應該的。但他們並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們是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當作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來創作的，我們在相當多的文學藝術作品中看見這種東西。他們在許多時候，對於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點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對於工農兵群眾，則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愛工農兵，也愛工農兵出身的幹部，但有些時候不愛，有些地方不愛，不愛他們的感情，不愛他們的姿態，不愛他們的萌芽狀態的文藝（牆報、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他們有時也愛這些東西，那是為著獵奇，為著裝飾自己的作品，甚至是為著追求其中落後的東西而愛的。有時就公開地鄙棄它們，而偏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乃至資產階級的東西。這些同志的立足點還是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面，或者換句文雅的話說，他們的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王國。這樣，為什麼人的問題他們就還是沒有解決，或者沒有明確地解決。這不光是講初來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過前方，在根據地、八路軍、新四軍做過幾年工作的人，也有許多是沒有徹底解決的。要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非有十年八年的長時間不可。但是時間無論怎樣長，我們卻必須解決它，必須明確地徹底地解決它。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斗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真正為工農兵的文藝，真正無產階級的文藝。
為什麼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過去有些同志間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並不是在這個根本的原則的問題上，而是在一些比較次要的甚至是無原則的問題上。而對於這個原則問題，爭論的雙方倒是沒有什麼分歧，倒是幾乎一致的，都有某種程度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的傾向。我說某種程度，因為一般地說，這些同志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和國民黨的輕視工農兵、脫離群眾，是不同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傾向是有的。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其他許多問題也就不易解決。比如說文藝界的宗派主義吧，這也是原則問題，但是要去掉宗派主義，也只有把為工農，為八路軍、新四軍，到群眾中去的口號提出來，並加以切實的實行，才能達到目的，否則宗派主義問題是斷然不能解決的。魯迅曾說：「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我們戰線不能統一，就證明我們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為了小團體，或者還其實只為了個人。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⑸這個問題那時上海有，現在重慶也有。在那些地方，這個問題很難徹底解決，因為那些地方的統治者壓迫革命文藝家，不讓他們有到工農兵群眾中去的自由。在我們這里，情形就完全兩樣。我們鼓勵革命文藝家積極地親近工農兵，給他們以到群眾中去的完全自由，給他們以創作真正革命文藝的完全自由。所以這個問題在我們這里，是接近於解決的了。接近於解決不等於完全的徹底的解決；我們說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就是為著完全地徹底地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說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在群眾生活群眾斗爭里實際發生作用的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把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變成為實際生活里的馬克思主義，就不會有宗派主義了。不但宗派主義的問題可以解決，其他的許多問題也都可以解決了。

二

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用同志們的話來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過去，是相當地或是嚴重地輕視了和忽視了普及，他們不適當地太強調了提高。提高是應該強調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強調提高，強調到不適當的程度，那就錯了。我在前面說的沒有明確地解決為什麼人的問題的事實，在這一點上也表現出來了。並且，因為沒有弄清楚為什麼人，他們所說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沒有正確的標准，當然更找不到兩者的正確關系。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用什麼東西向他們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資產階級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嗎？都不行，只有用工農兵自己所需要、所便於接受的東西。因此在教育工農兵的任務之前，就先有一個學習工農兵的任務。提高的問題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個基礎。比如一桶水，不是從地上去提高，難道是從空中去提高嗎？那末所謂文藝的提高，是從什麼基礎上去提高呢？從封建階級的基礎嗎？從資產階級的基礎嗎？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基礎嗎？都不是，只能是從工農兵群眾的基礎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農兵提到封建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著工農兵自己前進的方向去提高，沿著無產階級前進的方向去提高。而這里也就提出了學習工農兵的任務。只有從工農兵出發，我們對於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確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確關系。
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有人說，書本上的文藝作品，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不也是源泉嗎？實際上，過去的文藝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他們彼時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優秀的文學藝術遺產，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西，作為我們從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學藝術原料創造作品時候的借鑒。有這個借鑒和沒有這個借鑒是不同的，這里有文野之分，粗細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們決不可拒絕繼承和借鑒古人和外國人，哪怕是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東西。但是繼承和借鑒決不可以變成替代自己的創造，這是決不能替代的。文學藝術中對於古人和外國人的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後才有可能進入創作過程。否則你的勞動就沒有對象，你就只能做魯迅在他的遺囑里所諄諄囑咐他的兒子萬不可做的那種空頭文學家，或空頭藝術家⑹。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革命的文藝，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例如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末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麼是文藝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這兩種任務的關系是怎樣的呢？普及的東西比較簡單淺顯，因此也比較容易為目前廣大人民群眾所迅速接受。高級的作品比較細致，因此也比較難於生產，並且往往比較難於在目前廣大人民群眾中迅速流傳。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斗爭，而他們由於長時期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統治，不識字，無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個普遍的啟蒙運動，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於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對於他們，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態度是錯誤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著。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⑺，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什麼意義呢？人民要求普及，跟著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這種提高，不是從空中提高，不是關門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這種提高，為普及所決定，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就中國范圍來說，革命和革命文化的發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漸推廣的。一處普及了，並且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了，別處還沒有開始普及。因此一處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經驗可以應用於別處，使別處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導，少走許多彎路。就國際范圍來說，外國的好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也有指導我們的作用。所以，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正因為這樣，我們所說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礙提高，而且是給目前的范圍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礎，也是給將來的范圍大為廣闊的提高工作準備必要的條件。
除了直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以外，還有一種間接為群眾所需要的提高，這就是幹部所需要的提高。幹部是群眾中的先進分子，他們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眾所受的多些；比較高級的文學藝術，對於他們是完全必要的，忽視這一點是錯誤的。為幹部，也完全是為群眾，因為只有經過幹部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