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體制改革業務培訓

① 如何結合紀檢體制改革和監察體制改革要求做好派駐紀檢組工作

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中央及地方各級紀檢監察組織不斷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障，不斷落實「三轉」要求，深化機構改革力度、突出主業、堅守使命，多措並舉，整合資源，將有限的工作力量最大限度地向監督執紀問責主戰場集中，以懲治腐敗的實際成效贏得黨心民心。
然而在深入推動紀律檢查體制改革，落實「三轉」要求的過程中，還存在一些急需解決的困難和問題。一是思想認識仍有顧慮。基層紀檢監察組織除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外，還承擔著黨務政務公開、行政監察、行政審批監管、招投標監管、經濟工作督查等任務，在工作中存在「協調變牽頭、牽頭變主抓、主抓變負責」的情況。二是機構設置仍存弊端。目前，很多縣市都對紀檢組織實行了派駐，但受單位編制、人員等影響，紀檢組長大多是兼職，存在「專職不專」的問題。三是理解把握仍有差距。部分領導幹部對「三轉」的科學內涵和具體要求理解還不夠透徹。四是自身建設仍需提高。基層紀檢監察組織存在一定缺編現象，尤其是鄉鎮紀委、派駐紀檢組領導班子機構不健全，辦案骨幹力量不足；紀檢監察幹部在掌握財務、審計、金融、法律、計算機等專業知識有差距，業務能力有所制約。
中央紀委提出的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是紀檢監察機關的一次深刻變革，是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重要特徵。一是要釐清職責定位。在「三轉」轉什麼、解決什麼、有何路徑等問題上認識還不夠，在清理議事協調機構中，哪些不該牽頭，哪些不該參與，上級紀委需加強對議事協調機構清理退出的規范口徑，增強監督工作的權威性、說服力。二是規范派駐管理。上一級紀委需制定一套指導性、操作性強的實施辦法，對派駐機構的權力許可權、工作流程、幹部管理、後勤保障等作出明文規定，便於下級紀委統一實施。三是強化宣傳引導。上下聯動，強化宣傳解釋，准確傳遞「三轉」不是「撂挑子」、不管事，而是集中精力做好主業這一信息，爭取地方黨委、政府及派駐單位對紀檢監察機關實現「三轉」的重視、理解和支持，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② 十八大以來，紀檢監察體制改革有新進展，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黨的十復八大以來，中央紀制委監察部認真研究分析當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形勢和任務，按照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的要求，對內設機構進行了調整，將黨風廉政建設室和糾正不正之風室合並為黨風政風監督室，將執法監察室和績效管理監察室合並為執法和效能監督室；新設立2個紀檢監察室，減少了職能交叉，加強了監督和辦案力量。同時，對過去參與的領導小組、協調小組、聯席會議等議事協調機構進行了調整，由原來的125個精簡至39個，確保主要精力集中到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上來。

③ 為什麼要推進監察體制改革

紀律檢查監督工作的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列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行』勝於『言』。紀檢體制改革不是說著玩的，是要解決問題的。如今已經到了反腐敗的緊要關頭，改革就是要『行』。不要小看紀檢體制改革給予紀檢監察機關的戰鬥力，也不要低估務實改革對黨內痼疾的強勢清淤效果，更不要懷疑黨中央通過反腐敗打破利益藩籬的巨大決心。

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下設的六個專項小組之一，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一成立就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
「現在是腐敗多發高發的時期，反腐敗斗爭的任務尤其緊迫，相關體制改革也就更有必要。」中央黨校教授謝春濤表示，單獨設立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彰顯出中央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高度重視，也體現出高層希望通過改革促使紀委在這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從高層進行的『頂層設計』來看，中央把紀檢體制改革看作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點。」高波說。
十八大以來，在中央紀委的領導和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專項小組的推進下，紀檢體制改革的相關工作穩步展開，得到多方認可，但也面臨一些問題。
「反腐敗機構職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難以堅決查辦，腐敗案件頻發卻責任追究不夠。」日前，通過中央紀委監察部官網，中央紀委副書記、監察部部長黃樹賢點出了影響反腐成效的問題所在，也提到了解決之道，「必須依靠改革和制度創新。」
如今，中央紀委監察部參與的議事協調機構已由125個減至14個，對確實需要紀檢監察機關參加的才予以保留，屬於其他部門職責范圍的不再參與，避免出現職能「越位」、「錯位」等問題。全國范圍內，省級紀委參加的議事協調機構數量，也由4600多個精簡至500多個。
紀檢體制改革跟紀檢工作本身緊密聯系。改革得好，紀檢工作就做得好;如果改革做得不夠，紀檢的作用恐怕難以充分有效地發揮。「對於束縛和妨礙紀檢工作體制機制的深層次矛盾和弊端，有關方面都在破冰破題。」高波說，從這個角度上講，此次紀檢體制改革也是為紀檢監察機關增添「裝備」、增強底氣的過程。
監督力度大大提高
實際上，經過近一段時間的改革探索，不僅紀檢監察機關的內部改革初見成效，紀檢體制改革其他任務的進程也在加快。今年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不同場合多次對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製作出深刻闡述，不斷推動各級黨委和紀委在黨風廉政建設中充分發揮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並強調制定實施切實可行的責任追究制度，必要時實行「一案雙查」，既要追究當事人責任，又要追究相關領導責任。
這兩種責任的提出，是黨的紀律檢查史上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現在紀檢體制改革一再強調「問責」，很快可以形成強烈的「倒逼」效果，這也促使所有人擔負起各自責任。黨章規定，地方紀委、基層紀委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的雙重領導。而在專家看來，以往在實際工作中，同級黨委的領導作用更為明顯。現在的雙重領導體制下，案件查辦線索既要向同級黨委匯報，也得向上級紀委匯報，而且案件查辦以上級紀委為主。另外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的提名和考察，更多是由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來確定。同級黨委書記發言權減少了。「上提」查辦案件的事權和幹部提名的人權，就是要讓紀委減少被同級黨委干擾的可能，更好地發揮紀委的監督作用。「現在還有哪個黨委書記敢壓案件?」
加快落實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是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主要任務之一。截至去年10月，中央紀委監察部對外派駐的紀檢組為51個。但在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如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等部門，還沒有中央紀委監察部的派駐機構。
中央紀委正著手起草制定有關黨內法規，實現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將彌補對中央一級黨政機關監督、執紀、問責的「缺位」。這也是紀檢體制改革全面發力的重要信號之一。
相比於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另一項紀檢體制改革中的「全覆蓋」舉措更令人印象深刻。
十八大以來，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按照中央要求，圍繞「四個著力」，加大巡視力度，擴大巡視范圍，發現問題，形成震懾。全國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部署開展了巡視工作，共派出208個巡視組對1214個地區和單位進行了巡視。
除實現中央及省區市巡視工作對地方、部門和企事業單位全覆蓋，還探索開展了「專項巡視」，強調「針對一個地方、部門或企事業單位某個方面、某個領域存在的突出問題，體現機動靈活、出其不意、短平快的特點」。
中央巡視組真是『戰功卓著』。其主要的職責就是「發現問題、形成震懾」，如今更是對有關趨勢「形成遏制」，巡視制度改革的變化已經見到成效。
改革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實，不能做表面文章!
《實施方案》詮釋了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做什麼、怎麼做、誰來做、誰負責」等諸多實際問題，也讓今後一個時期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確。
《實施方案》中的七大項主要任務，歸納了黨的十八大以來紀檢體制改革中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卓有成效的理念、措施，同時把中央紀委「三轉」過程中的實踐成果進行「後評估」。

《實施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下級紀委向上級紀委報告工作制度，並明確提出了一系列舉措。這些舉措進一步明確了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工作的知情權、話語權和指導權，將使得各級紀委視線「上移」、責任「上掛」。
為更好落實查辦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的要求，支持和促進下級紀委依紀依法查辦案件，《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了三項實體性任務：一是研究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的具體辦法，明確報告范圍、報告形式和處置機制;二是建立健全責任追究制度，對有案不查、瞞案不報、徇私包庇的，嚴肅問責;三是建立案例指導制度，防止執紀不統一和處理畸輕畸重。「這將促使同級黨委的話事權收窄，上級紀委的管控面加寬，既可以視為對下級紀委不作為的監督機制，也是對下級黨委亂作為的有效制約機制。」
在幹部任用管理等方面，《實施方案》細化提出建立健全各級紀委書記、副書記提名考察辦法，明確上級紀委、組織部門等在提名考察工作中的職責許可權;建立健全紀委書記、副書記備用人選庫及其管理制度，健全交流推薦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在規范程序中做實紀委的監督權力，推動紀委負責同志提名和考察工作『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
通過這些實在的改革「落點」，能看出高層不是為了改革而改革，而是將看得準的、做得到的、用得上的這些「改革紅利」做出系統集納後進行再梳理，同時沿著既定的路線、有效的路徑，堅定地往下走。
治標為治本先聲
現在紀委的工作既有治標內容，也有治本內容。從長遠看，隨著反腐敗進程的推進，下一步或將凸顯治本的任務。反腐治標其實是為最終治本創造條件，兩者緊密關聯，最後看的還是反腐成效。他舉例說，清除改革的「攔路虎」，既可說治標，也能說治本。甚至很多時候，治標就是治本。「有效治標可稱為治本有效的必然的外化表現。」
2020年全面完成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任務，逐步形成切合實際、有效管用的反腐敗體制機制和制度體系。一方面，它本身有緊迫性。這個時間不算長，能完成並不太容易;另一方面，我認為又是可以實現的。」隨著反腐敗過程的推進，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會有具體的創新。在這一背景下，解決具體問題並不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情。
如果《實施方案》中的目標和措施都能逐一落實，將可能帶來以下五點「預期收益」：第一，施政觀感會提高，百姓看得見的不正之風會大大減少;第二，黨內監督難的瓶頸將會突破，戰略格局會初顯成效;第三，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執紀能力和穩定性會有更大提升;第四，被監督者的工作方式、行為方式和生活方式將在「倒逼」的壓力下，產生決定性的改變;第五，黨外監督會在一個有序的健康的軌道上運行。

④ 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後檢察法院監察部門怎麼改

一、關於實行垂直管理的領導體制問題
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領導體制在我國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監察制度的國家之一，古代監察機構獨立自成系統，自上而下垂直管理，中央的監察官員由中央任命，有事直接向皇帝奏報，地方的監察官員由皇帝指派或者由中央監察首長任命，有事可向監察首長匯報也可直接向皇帝奏報，基本上是與各級行政機構相分離的。如唐代的御史由御史台長官或皇帝直接任免，不歸吏部管理。宋代的通判與知州平坐，有權隨時向皇帝報奏。[③]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監察院地位獨立，同立法院、司法院、行政院和考試院等四院，地位同等，相互制約。列寧針對十月革命後出現的官僚主義傾向，為防止腐敗，在黨中央建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在國家機關建立了人民監察委員會，在基層建立了工人監察組織。並強調監察機關的地位要相對獨立和具有高度權威性[④]。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曾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與黨委平行設置。
現行體制下，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合署辦公（深圳市除外）。《黨章》和《監察法》均規定，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既要接受服從同級黨委政府的領導，還要接受和服從上一級紀檢監察部門的領導，紀檢機關作為同級黨委政府的監督機構，它的一切工作都要在被監督的同級黨委政府領導下開展，並對同級黨委政府負責。與此同時，紀檢監察幹部的配備、考核、任免、調動及經費開支等自身利益也掌握在被監督對象即同級黨委政府手中，明顯造成了監督制約機制應具備的相對獨立性和實際隸屬關繫上非獨立性的矛盾，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缺乏執紀的自主性、獨立性，容易受到權力的干擾和關系網的阻撓。從現實來看，紀檢監察機關對黨政「一把手」和同級黨委的監督往往處於「虛監」、「弱監」甚至「禁監」的境地。特別是在一些黨風不正的地方，紀檢工作往往得不到黨委的支持，少數領導幹部對堅持原則的紀檢幹部故意刁難、設置障礙，或直接插手干預，嚴重影響了紀檢監察工作的正常開展。近年來查處的大量各級黨政「一把手」腐敗大要案件證明，紀檢監察機關的「任重權輕」必然造成監督的薄弱環節甚至留下監督的「真空」。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一個完善的、成熟的監督體制應具有以下三個最基本的客觀條件：一是必須對其監督對象進行全面的監督；二是監督制約的力度必須與監督對象的職位和權力相適應；三是監督制約過程必須具有獨立性和權威性。[⑤]地方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受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的領導，對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辦公經費完全由上級部門統一撥付，領導班子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選派，工資，福利等與地方脫鉤，幹部的人事編制、考核管理均由上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責，紀檢監察機關不再承擔與反腐倡廉無關的其他工作任務。同時，實行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統一管理改革，各級紀檢監察派駐機構的人員編制、幹部管理與經費保障等由原派出紀檢監察機關統一管理。由於中央紀委、監察部仍受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向黨中央、國務院負責，同時還接受黨代表大會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和制約，以及政協民主監督、社會監督與系統內部監督等方面的監督制約，避免了反腐敗機構自身腐敗以及「誰來監督制約紀委」的問題。在積極穩妥推進垂直管理體制改革的同時，可以先對現行雙重領導體制予以進一步完善，如將紀檢監察機關的組織機構設置、幹部管理和經費管理等重大權力上收到上級紀檢監察機關；加大紀檢監察機關自行處理同級黨委管理的幹部的許可權，將同級黨委管理幹部的立案決定權和重處分決定權賦予紀檢監察機關等，實行以「上級紀檢監察機關管理為主、同級黨委政府管理為輔」的新雙重管理模式，增強紀檢監察機關工作的獨立性和權威性。如美國的特別檢察官制度、新加坡的貪污賄賂調查局和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廉政公署等。因此，打破雙重領導體制的框架，革除制約反腐敗深入進行的體制弊端，全面實施某種程度的垂直領導，是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必然路徑選擇。對地方紀檢監察機關實行垂直管理模式，
二、關於組建專門反腐敗機構問題
當前我國具有反腐敗職能的機構眾多，在懲治腐敗上主要為由紀檢監察機關、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三駕馬車」形成的三元反腐模式，其中，紀檢監察機關主要履行黨員幹部、政府官員違紀違法腐敗行為前期調查職能，檢察機關的反貪局專門從事國家工作人員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的打擊工作，公安部門經濟偵查部門負責管轄經濟方面犯罪案件。在預防腐敗方面則主要由2007年成立的預防腐敗局以及檢察機關的職務犯罪預防部門承擔。另外，審計、海關等單位和部門也具有一定的打擊腐敗的職能。反腐敗機構眾多、職能分散，各反腐組織之間協調性不足，是腐敗現象得不到有效打擊的重要原因之一。應當說，當前反腐敗協調小組在協調查辦案件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從實際操作來看，由於各自地位、性質不同，辦案對象、辦案手段也大相徑庭，反腐敗協調小組應有的作用得不到很好的發揮，難以形成查辦案件的合力。而且反腐敗協調小組主要是一種鬆散型協調議事機構，不具有最終決定權，其決議不具有強制約束力，法律地位也未予明確，因此其作用有限。
根據美國學者約翰·海爾布魯恩的歸納，當今世界各國的反貪機構可以劃分為4種模式：第一種是全能模式，反貪機構具有偵查、預防和教育功能，如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公署；第二種是偵查模式，反貪機構規模小但偵查權高度集中，如新加坡貪污調查局；第三種是議會模式，反貪機構獨立於行政和司法機構，只向議會報告工作，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廉政公署；第四種是多部門模式，一些部門相互獨立，共同承擔反腐敗職責，如美國聯邦政府道德規范局的腐敗預防功能與司法部偵查、起訴職能相互補充，共同減少腐敗[⑥]。從透明國際公布的全球廉潔指數較高的國家和地區來看，大多數採用第一種或第二種模式，即成立高度獨立、高度綜合、充分授權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如香港1973年成立的廉政公署，僅用了4年時間，清除了香港歷史上積累下來的絕大多數腐敗，不到十年時間就實現反腐敗成功；新加坡成立貪污調查局專門從事反腐敗工作，僅用了五六年時間便實現了社會腐敗現象的根本好轉。
鑒於當前我國反腐敗機構眾多、法律規定零散、職能重合甚至沖突的現狀，建議對當前各個反腐敗機構進行重新整合，最終的目標是整合為只有一個反腐敗機構，即把目前分布於黨、政、司法系統的紀檢監察機關、預防腐敗局，檢察院的反貪局、職務犯罪預防機構等都逐步納入整合改革范圍，以紀檢監察機關為主體，在此基礎上整合成立高度獨立、許可權高度集中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即預防和懲治腐敗局，與紀檢監察三塊牌子，合署辦公。預防和懲治腐敗局內按預防教育、調查偵查、查辦懲處等職能設置內設機構。並制定《反腐敗法》，參照新加坡反貪污調查局的設置，賦予專門反腐敗機構有權在沒有逮捕證的情況下，逮捕嫌疑人；沒收貪污罪犯的全部賄賂；檢查和凍結嫌疑人的銀行賬戶，甚至可以查其家人賬目；入屋搜查、檢查和扣押認為可以作為證據的任何物品；進入各部門、機構，要求其官員提供調查人員認為需要的任何物品、文件和內部資料。甚至有權對所有公職人員的行為進行跟蹤等特殊偵查活動等。專門反腐敗機構同時擁有黨政紀律調查權與腐敗犯罪調查權，二者徹底整合而無需加以區分。專門反腐敗機構既可調查腐敗犯罪案件，也可調查黨員違紀案件，而無需在機構和執法過程中進行區分。[⑦]專門反腐敗機構實行垂直管理，實行機構獨立、成員獨立、經濟獨立，不受地方各級政府機關領導、制約，直接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負責，保證其應有的獨立性。其理由在於：第一，目前紀檢監察機關和反貪瀆偵部門受各自辦案手段、查處范圍及對象的限制，且獨立性與權威性不強，難以形成反腐敗合力，不利於從根本上鏟除腐敗。成立專門機構有利於提高反腐敗工作權威性，有利於有效整合現有資源，不但可以繼續發揮紀檢監察機關的優勢，而且有利於打擊與預防、教育相結合，從源頭上打擊腐敗行為。第二，由於紀檢部門不是執法主體，無法律賦予的偵查權與司法強制權，辦案手段受到限制。成立專門反腐機構並立法後可以較好解決目前紀檢監察機關辦案手段法律依據不足的缺陷，實現反腐敗主體、工作程序的法定化。第三，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更加合理。按照刑事案件偵查權、公訴權、審判權相互獨立、相互制約的原則，職務犯罪偵查權歸屬檢察機關並不合適，由於其作為偵查主體行使特定偵查權，同時其又是專門的法律監督機關，這必然形成自我監督的情況，與現代法治精神與原則相違背。第四，從世界反腐敗趨勢來看，成立高度獨立的專門反腐敗機構已成為各國治理腐敗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成立專門的反腐敗機構正是適應這一發展趨勢的重要舉措。
三、關於提升紀檢監察機關地位問題
監督是對掌握和應用權力者實施的行為，因此，對監督者來說，需要有比被監督者更高的權威，才能有效對其實施檢查督促甚至剝奪權力。當前紀檢監察機關權威性不夠強，特別是在監督同級黨委方面明顯處於「弱勢」地位。其一，從紀檢監察機關的職級地位來看，紀檢監察機關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對較低，紀檢監察機關職級地位低於同級黨委政府，也不及人大機關和政協機關。正是由於紀檢監察機關與被監督對象在地位上的不對等性，導致紀檢監察機關監督功能受到掣肘，作用得不到充分發揮。其二從紀委書記的地位來看，目前紀委書記僅作為地方同級黨委的常委，其地位有限。在2006年初開始的地方黨委換屆中，黨委副書記這一層級被大量削減，新任命的紀委書記不再像過去通常所安排的那樣由黨委副書記兼任，而是僅作為同級黨委的一名常委。雖然2009年中央紀委、中組部等聯合發文明確規定縣級紀委書記的常委職務排序按任同級領導職務的時間，排在資歷相同的常委前面。但這一規定僅適用於縣一級，其他層級並未明確。導致地方各級紀委書記在同級黨委中的地位被削弱，對於履行《黨章》所賦予的協助同級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在現行格局下既不便於協調，也無法協調。
監督的本質是一種權力對另一種權力的監察、督促和處置。如果監督一方的權力過小，不能對被監督一方行使權力形成有效的制約與抑制，這種監督必然是無力的，其效果將大打折扣。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提高紀檢監察機關的政治地位，提升紀委書記與監察局長的職級地位與在領導班子中的話語權，並授予紀檢監察機關與其所承擔的職責任務相適應的權力，以實現監督這一權力博弈天平上的平衡。一是紀委升格。將地方紀委級別升格為與同級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相同，這樣，就能夠使監督方的權威性更高，監督威懾力更強，從而對被監督方形成有效監督和制約。從理論上講，實行紀檢監察機關與同級黨委政府級別地位相同並非沒有法理依據。《黨章》第二十五條規定，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選舉同級黨的委員會和同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因此，紀檢監察機關與同級黨委都是由同級黨代會選舉產生，向黨代會報告工作，從某種意義上講，紀委已不再是黨委的一個工作部門，而是一個與其平行的機構。[⑧]因此，提升紀委的政治地位與機構級別在法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礙。二是提升紀委書記和監察局長的職級地位與話語權。建議對地方紀委書記仍按照2006年換屆之前的格局，由同級黨委副書記兼任，同時，對監察局長實行高配一級，並賦予紀委書記、監察局長在領導班子中更多的話語權，如對「三重一大」事項安排的監督權，對違法決策或違反法定程序決策的否決權等。
四、關於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建設問題
紀檢監察機關是專門履行黨內監督和行政機關內部監督職能的機關，其工作性質與工作任務決定了這是一項「得罪人」的工作。紀檢監察機關受同級黨委政府領導管理，幹部考核管理機制與晉升激勵機制與其他公務員並無不同。由於工作任務的特殊性，紀檢監察幹部往往被孤立、排擠，甚至遭到打擊報復。在幹部選拔推薦投票中，秉公執紀的紀檢監察幹部往往因為得票率較低而難以得到提拔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紀檢監察幹部幹事的積極性。因此，要進一步完善紀檢監察幹部選拔任用機制。香港《廉政公署條例》規定，「廉政專員及其管轄職員不受公務員敘用委員會之職權管轄，故不是公務員」。廉署成員體系與政府公務員體系相互分離，自成一體，廉政公署在任用人員時會在一定程度上依循香港政府法例和香港公務員任用制度，但又不同於其他政府部門的管理。借鑒香港關於廉政公署的管理體制，建議對紀檢監察幹部任用選拔與其他黨政幹部選拔任用相互分離，出台單獨的紀檢監察幹部選拔任用規定，明確規定紀檢監察幹部提拔任用的標准、條件、程序，從而進一步暢通紀檢監察幹部晉升渠道。
紀檢監察工作是一項紀律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規律和特點，特別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科技的進步，腐敗犯罪現象不斷趨於「高智能化」，高科技、高智商腐敗手段層出不窮，紀檢監察工作的專業性與技術性越來越強，對紀檢監察幹部辦案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建立一支專業化的紀檢監察幹部隊伍是適應當前反腐倡廉形勢任務、提高反腐敗斗爭有效性的迫切需要。當前，在幹部隊伍專業化建設上，主要存在著專職不專、准入機制不完善、專業化水平不高等問題。加強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專業化建設，要著重完善四項機制。一是職責界定機制。進一步明確職責定位，既要履行好本職工作，又要從與性質、職權不相符的工作中解脫出來，不搞越俎代皰，大包統攬。二是幹部准入機制。參照法官、檢察官的管理模式,對紀檢監察幹部實行資格准入制。三是幹部職業化機制。著重建立一支以紀檢監察為專門職業和終身職業、並具備獨特的職業意識、職業技能、職業道德、職業地位和職業保障的幹部隊伍。四是教育培訓機制。

⑤ 監察體制改革12項調查措施都有啥

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

依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在全國各地推開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工作的決定》

監察委員會按照管理許可權，對本地區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依法實施監察；履行監督、調查、處置職責，監督檢查公職人員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以及道德操守情況，

調查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行為並作出處置決定；對涉嫌職務犯罪的，移送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為履行上述職權，監察委員會可以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等措施。

(5)監察體制改革業務培訓擴展閱讀

留置的實施條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二十二條 被調查人涉嫌貪污賄賂、失職瀆職等嚴重職務違法或者職務犯罪，監察機關已經掌握其部分違法犯罪事實及證據，仍有重要問題需要進一步調查，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監察機關依法審批，可以將其留置在特定場所：

(一)涉及案情重大、復雜的；

(二)可能逃跑、自殺的；

(三)可能串供或者偽造、隱匿、毀滅證據的；

(四)可能有其他妨礙調查行為的。對涉嫌行賄犯罪或者共同職務犯罪的涉案人員，監察機關可以依照前款規定採取留置措施。

留置場所的設置、管理和監督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執行。

⑥ 監察體制改革，紀檢監察幹部應該做到哪些

1 學透改革精神，做好思想准備。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唐•劉禹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中，紀檢監察幹部要不斷深入學習黨的十八大精神、十八屆歷次全會精神以及書記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論述；要不斷提高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重大原則、目標任務的思想認識，牢固樹立進取意識、機遇意識和責任意識，切實增強全面深化改革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情況是在不斷的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毛澤東）。
紀檢監察幹部要常學常思，要學懂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決策並明確了方向，政治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門，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要學懂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特別是設置國家監察委員會，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需要，是加強黨對反腐敗統一領導，形成制度化、法制化成果的需要，有利於實現黨內監督與人民監督有機結合；要學懂中央強力反腐，當前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已經形成，形成不敢腐只是反腐第一步，要實現不能腐、不想腐還需要長遠的戰略謀劃、嚴密的制度體系和完備的法治保障；要學懂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就是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保證我們的監督力量能夠覆蓋延伸到所有的公職人員，使得我們的監督體制和監督機制更加制度化、規范化；要學懂……改革之任，人人有責（孫中山）。
紀檢監察幹部只有學懂、學透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找好角色定位，充分做好改革思想准備，才不會在改革時思想滯後、認識滯後、工作滯後，才會在改革中效應有之力，成為改革的弄潮兒。
2 學通改革知識，做好業務准備。
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唐•韓愈）。紀檢監察幹部面對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即將全面實施，必須要提前全面學習關於「監察委」的相關知識，做好「心中有貨」的准備。通過學習，紀檢監察幹部要知道監察委員會實質上是集黨紀處分、行政監察、刑事偵查於一體的反腐敗監督執紀機關，監察體制改革的任務是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整合了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監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工作力量；要知道監察委具有監督、調查和處置三項職權，具體的職權包括監督檢查公職人員依法履職、秉公用權、廉潔從政以及道德操守情況，調查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產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行為並作出處置決定，對涉嫌職務犯罪的，移送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要知道監察委可採取談話、訊問、詢問、查詢、凍結、調取、查封、扣押、搜查、勘驗檢查、鑒定、留置12項措施來履行職權；要知道監察的范圍包括中國共產黨各級機關工作人員、各級人民政府工作人員、各級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各級人大機關工作人員、各級政協機關工作人員、民主黨派各級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內行使國家公權力的國家工作人員、科教文衛體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國有企業管理人員9類行使國家公權力的公職人員，實現監察對象全覆蓋；要知道……紀檢監察幹部要端正學習態度、明確學習目的，要在學習中不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3 學足改革經驗，做好方法准備。
2016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部署在3省市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從體制機制、制度建設上先行先試、探索實踐，為在全國推開積累經驗。
經驗猶如一盞明燈的光芒，它使早已存在於頭腦中的朦朧的東西豁然開朗（德拉•梅爾）。
紀檢監察幹部要未雨綢繆，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學習三地改革經驗，為國家監察體制全面改革的到來積累經驗，做好方法准備；特別要學習三地整合行政監察、預防腐敗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工作力量的經驗，學習三地改革的轉隸工作、內設機構設置、機構編制配置等經驗，學習《北京市監察委員工作規則（試行）》《山西省深化監察體制改革試點實施方案》《浙江省監察留置措施操作指南》等三地的改革規章制度，學習三地監察委員會如何履行監督、調查、處置3項職能和運用12項相關措施，等等。
紀檢監察幹部在學習中，要理清三地監察體制改革脈絡，認清本地區實際和自身情況，去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為本地區推動監察體制改革提前理清思路、找准方法、做足准備。

⑦ 為什麼說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重大改革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國家監察制度的頂層設計。
一、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意義
十八大以來，中央強力反腐，以雷霆萬鈞之勢橫掃腐敗官場，以霹靂手段重拳出擊，創造了史無前例的反腐記錄。看到反腐巨大成效的同時，也應當清醒認識到，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斗爭，形成不敢腐只是反腐第一步，要實現不能腐、不願腐尚需長遠的戰略謀劃、嚴密的制度體系和完備的法治保障。實踐證明，懲治是最好的預防，制度是最大的保障。只有集中全黨力量，形成高壓態勢，通過嚴厲懲治，才能形成巨大的震懾效果，有效預防腐敗；也只有加快建立制度體系，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才能重建政治生態，建設廉潔政治。
為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以下稱《條例》）。《條例》第三十七條明確規定：「各級黨委應當支持和保證同級人大、政府、監察機關、司法機關等對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依法進行監督。」隨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開展國家監察體制改革試點方案》，部署在3省市設立各級監察委員會，從體制機制、制度建設上先行先試、探索實踐，為在全國推開積累經驗。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全面從嚴治黨、實現黨內監督與人民監督有機結合的需要。十八大以來的經驗告訴我們，只有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集中有效的反腐敗力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推進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特別是設置國家監察委員會，是全面從嚴治黨的需要，是加強黨對反腐敗統一領導，形成制度化、法制化成果的需要，有利於實現黨內監督與人民監督有機結合。
十八大之後，黨的反腐敗體制機制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下級紀委書記由上級紀委提名考察，落實雙重領導體制的同時強化了垂直監督，增強了對地方反腐敗的領導。重大反腐敗線索須上報上級紀委，有利於腐敗案件的查處。紀檢組派駐實現了全覆蓋。中央派駐的45個紀檢組，覆蓋了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組部、中宣部、全國人大機關、全國政協機關、社會團體等139個單位。巡視制度也不斷完善，探索實行「三個不固定」，組長不固定、巡視對象不固定、巡視組和巡視對象的關系不固定。巡視組長不搞鐵帽子，一次一授權，建立和完善組長庫。2014年在完成對31個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巡視全覆蓋的同時，又探索開展了專項巡視。由此可見，紀檢機關在人事管理和案件查處程序等方面的體制機制實際上在十八大之後已然發生了重大變化。
強化黨內監督的同時，對國家機器的監督也提上議事日程。黨內監督是永葆黨的肌體健康的有力武器。我們是一黨長期執政，制度優勢已經充分顯現，但也面臨風險和挑戰，最大挑戰就是對權力的有效監督。實現黨的歷史使命，必須破解自我監督這個難題，要以黨內監督帶動和促進其他監督，健全完善科學管用的權力監督制約體系，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毋庸諱言，隨著黨內監督的加強，已經實現了監督全覆蓋，覆蓋了所有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及企事業單位的黨員；而行政監察機關作為政府的組成部門，只負責監察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以及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員，不可能覆蓋到政府以外的機構和人員，由此便形成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尷尬局面。
為此，必須「要完善監督制度，做好監督體系頂層設計，既加強黨的自我監督，又加強對國家機器的監督」，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一個根本出發點就是，「要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形成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的國家監察體系」。強化黨內反腐敗斗爭的統一領導，使黨內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相結合，形成發現問題、糾正偏差的有效機制。保證我們的監督力量能夠覆蓋延伸到所有的公職人員，使得我們的監督體制和監督機制更加制度化、規范化。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需要。十八大之後，黨中央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全面依法治國是重要戰略舉措。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依規管黨治黨建設黨是依法治國的重要前提和政治保障。鄧小平同志指出：「沒有黨規黨法，國法就很難保障。」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既要求黨依據憲法和法律治國理政，也要求黨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我們黨經過長期探索實踐，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層次清晰、運行有效的黨內監督制度體系，使管黨治黨建設黨有章可循、有規可依。
就國家法治監督體系而言，雖然政府內部有行政監察和審計，政府外部有人大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等監督形式，檢察院還有專門的反貪污、反瀆職、預防職務犯罪等力量，但這些反腐敗資源力量過於分散，很難發揮作用。建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可以整合反腐敗資源力量，形成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體制，有利於形成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沒有厲行法治的決心，沒有健全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沒有實施法治的能力和水平，很難稱得上是現代化國家。可見，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國理政方面形成一套完備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過有效運轉的制度體系，實現對國家和社會的治理，說到底就是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法治化。建立國家監察委員會，形成高效權威的國家監察體系，有利於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需要借鑒古今中外有益經驗，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我國監察制度起源於周朝，興於秦漢，隋唐時期臻於完備，一直延續至明清。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監察機構幾經變革，不僅名稱有所變化，而且機構設置與地位也有所變化。最早的時候，丞相府、御史大夫府合稱二府，後來又增加了太尉，形成了所謂的三台。監察這個詞是從唐代開始出現的，在具體的官職名稱中變化不是太大，明清時代改為都察，無論稱為御史、監察，還是都察，職能一直延續下來。監察官的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即糾舉彈劾百官，其官職品位不高，但是權力很大，所謂「大事奏裁，小事立斷」。監察范圍覆蓋財政、軍事、人事管理、司法、教育以及民風民情等諸方面。監察法規也十分完善，從漢代的「監御史九條」「刺史六條」，到清代的「欽定台規」「都察院則例」「十察法」等不一而足。中國近代的監察制度是對古代監察制度的發展，孫中山先生主張的獨立於立法、行政、司法、考試的監察權，就是對百官彈劾糾舉、實施監督的權力，這一思想對我們改革監察體制具有啟發意義。北歐等國家的議會監察專員制度對我們同樣具有參考價值。域外監察制度表明，無論採取議會監察專員制，還是在行政系統內設監察機關，均通過立法保障監察權獨立行使，明確監察對象的廣覆蓋。如1810年瑞典的《監察專員法》規定監察的對象包括法官、檢察官、公立學校老師、公立醫院醫生、護士及委託從事公務的人員。監察手段也比較多樣，如埃及的行政監督署擁有公開或秘密調查、調檔、偵查、搜查、逮捕、建議、越級報告等權力，瑞士賦予監察機關拘捕權、搜查權，直至公訴權。
可以說，改革國家監察體制，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既是時代的要求，也是我們吸收了古今中外有益經驗基礎上與時俱進的表現，體現了中央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的決心。
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任務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總目標是建立黨統一領導下的國家反腐敗工作機構。該機構不是政府部門，也不是司法機關，而是一個與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平行的執法監督機關。簡而言之，就是要建立集中統一的反腐敗機構，形成權威高效的國家監察體制。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把握以下改革任務。
（一）人大決定，地方試點
十八大之後，在處理改革和法治的關繫上，我們一直堅持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法治和改革要同步進行。具體而言，改革缺乏法律依據的，要獲得全國人大授權；有法律依據，但需要修改法律的，要及時報請全國人大修改法律；涉及廢止法律的，要報請全國人大予以廢止。國家監察委員會的試點方案雖然已經公布，試點省市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籌備工作。但是，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是一項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涉及現行諸多法律法規的變動，必須獲得全國人大的授權，並在法治軌道上進行。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做出授權決定是進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也是保證改革合法性的重要制度基礎。十八大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已經進行過多次改革試點授權，如2014年授權國務院在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及上海自貿試驗區擴展區域暫時調整有關法律規定的行政審批的決定，又如2015年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包括行政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的決定等等。
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之後，試點地區就要籌備設立監察委員會。中央選擇北京、山西和浙江三個省市作為試點地區有很多考慮。我個人的理解是，選擇北京試點，是因為北京是首都，是政治權力中心，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方面承擔著重大的責任，開展事關重大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具有風向標意義。選擇山西試點，是因為這里曾經是腐敗重災區，也是重建政治生態的重鎮，可以作為廉潔政治、廉潔政府建設的試驗田。選擇浙江試點，是因為浙江是改革開放的前沿地帶，也是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遏制權力尋租、權錢交易的風險高、壓力大。在這種經濟發達地區進行試點，可以對其他經濟發達地區起到示範作用。上述地區各具代表性，試點後形成和積累的經驗，可為全國范圍推開監察體制改革提供借鑒，也可為後續制定修改相關法律法規積累實踐經驗。
（二）設置機構，與紀委合署辦公
按照試點方案，監察委員會就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監察局、監察廳、監察部，而是與政府、司法機關平行的一個獨立的國家機關，由各級人大依法產生，並與紀委合署辦公。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的具體名稱，有待試點過程中予以明確。
回顧黨史，歷史上曾經有過監察委員會。1927年，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第一個紀律檢查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1928年召開的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其取消，代之以職權范圍較小的中央審查委員會。1945年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又恢復設立中央和地方監察委員會。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經中央決定，由朱德等11人組成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1956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以董必武為書記的中央監察委員會。雖然名稱幾經變化，但歷史上確實存在過中央監察委員會，作為黨的機構。現在，各級黨的監察機構的名稱均改為紀律檢查委員會。因此，如果將擬設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定名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容易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名稱相混淆。因此，我建議定名各級國家監察委員會時，中央層面稱為國家監察委員會為宜，以示與歷史上的中央監察委員會以及現在的中央紀委有別；地方層面以「行政區劃+監察委員會」的定名方式為宜，如北京市監察委員會、河北省監察委員會等。
按照現行《憲法》《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法院、各級人民檢察院由對應的人大產生。那麼，國家監察委員會如何產生呢？這就需要全國人大的授權，賦予人大設立監察委員會的職權。需要強調的是，監察委員會應當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而不是由人大常委會產生。監察委員會產生之後，應當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接受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至於監察委員會要不要以報告工作的方式對人民代表大會負責，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因為採取報告工作的方式，存在報告通過或不通過的問題，法律並未規定報告不通過的法律後果。所以，我個人認為，監察委員會由人大產生，對人大負責，接受人大監督，但不一定要報告工作。監察委員會設置之後，它就成為與政府、法院、檢察院平行的國家機構，國家機構體制也將由「一府兩院」變為「一府一委兩院」，即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
中央明確提出，監察委員會與紀委合署辦公。黨的機構和國家機關合署辦公的體制具有中國特色，但具體如何合署辦公，值得深入研究。1993年之前，中紀委和監察部是分開辦公的。為了整合反腐敗力量，強化監察工作，中紀委和監察部於1993年開始合署辦公。今後紀委和監察委員會合署辦公，監督對象仍有區別。紀委以黨的紀律和黨內法規約束黨的組織、黨員領導幹部和廣大黨員，監察委員會依法監督國家公職人員，包括是黨員的公職人員。因此，紀委無權以黨的紀律約束非黨員的國家公職人員，而監察委員會可以依法監督非黨員的國家公職人員。因此，監察委員會的監察對象實現了對黨員身份的國家公職人員和非黨員身份的國家公職人員的全覆蓋。從這個意義上說，合署辦公後，原來紀委職能達不到的地方，或者無法實施的地方，現在可以通過監察委員會以國家機關的名義依法實施。這樣既擴大了監察的覆蓋面，為監察委員會辦案提供了法律依據，也確保了紀委實施黨內監督各項措施的合法性。
（三）整合職能，集中反腐敗資源力量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任務，就是要把所有反腐敗的力量和資源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反腐敗體制。新建立的國家監察委員會，除了保留有原來監察部和國家預防腐敗局的職能之外，還應吸納行政系統內哪些職能呢？目前看來，審計職能被整合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審計機關除了反腐敗作用之外，它在財政資金的合理有效利用方面承擔著很重的任務。審計的體制機制已經比較健全了，若把審計職能整合到國家監察委員會，可能還有難度。
行政系統以外，國家監察委員會還需要整合哪些職能呢？試點方案已經明確檢察院的反貪、反瀆和預防職務犯罪部門轉隸到國家監察委員會，即整建制改變隸屬關系，成為國家監察委員會的內部職能部門，這將有助於對國家公職人員涉嫌職務犯罪的行為實施調查。監察委員會職能大體上分為監督、調查和處置三個方面，由內部不同的職能部門負責。調查部門既有對違紀違法行為的調查，也有對涉嫌職務犯罪的調查。從國家反腐敗力量資源的整合以及強化黨對反腐敗斗爭的統一領導的角度講，檢察院部分職能的轉隸，可以形成統一集中、權威高效的反腐敗體制，更好地發揮國家監察委員會反腐敗的作用。
（四）豐富監察手段，完善監察程序
監察委員會設置後，隨著相關職能的變化，相應的監察手段、監察程序也要與時俱進，不斷豐富。現行的《行政監察法》《行政監察法實施條例》賦予監察機關檢查、調查、建議和行政處分等權力，但是並未賦予監察機關行使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以及強制執行的權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監察效用的發揮。制定《國家監察法》修改相關法律法規，應當考慮增加行之有效且符合法治精神的監察手段。如將監察巡視制度作為一種法定監督方式予以規定，實行巡視人員、巡視對象、巡視單位的流動制，一次巡視一次授權；打破主要以檢查、調查、處理等事後監督為主的監督方式格局，綜合、靈活運用事前、事中監督，加強文件廉潔性、合法性審查，重點工作環節現場監督等方式；授予監察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和強制執行的權力，可以對涉案財產和賬戶實施查封、凍結、扣押等措施；實行監察對象個人重大事項報告制度，包括財產收入、出國出境情況、配偶子女的從業情況及其他的需要報告的事項，同時要向社會公開。同時，應當進一步完善監察程序。比如，可以借鑒法院、檢察院辦案全程錄音錄像的做法，規定監察委員會採取調查措施時應當全程錄音錄像。這樣既有據可查，又便於接受監督。此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強化對監察權的監督制約。

⑧ 紀檢監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有哪些方面

一、紀檢監察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思想認識方面，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大局意識、憂患意識、服務意識，不能把反腐倡廉工作放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放在黨的建設的大局中去把握，對「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還缺乏正確認識和深入理解。

領導體制方面，一是在現行領導體制下，對同級黨委的監督和對同級黨委副職的初核等，在實際工作中很難落實。二是基層紀檢監察幹部兼職過多，專職不專現象嚴重，工作關系不順，精力難以集中，影響了紀檢監察機關職能作用的正常發揮。

工作機制方面，科學的工作機制尚未系統建立，科學的工作方法尚未探索形成，加之缺乏有效的落實措施，工作方法簡單、工作落實不到位，致使各項工作難以實現預期的效果。

職能發揮方面，一方面職能錯位，存在「大包大攬」傾向，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成了「事事牽頭、樣樣主抓」，有時還充當了「開山斧」、「救火隊」的角色。另一方面職能作用發揮不夠全面充分。不能准確把握教育、監督、懲處、保護四項職能，做到全面履職。

隊伍建設方面，一是知識素養有待提高，缺乏專業人才；二是系統培訓少，培訓渠道單一；三是對紀檢監察幹部的教育、管理、監督亟待加強。

紀檢監察幹部隊伍建設中存在問題
一是幹部思想不夠穩定，存在不滿情緒。
二是工作作風不夠扎實，畏難思想抬頭。
三是紀律約束不夠嚴明，自律意識不強。
四是業務培訓不夠全面，自身素質不高。
五是管理體制不夠完善，權威監督不強。

二、反腐倡廉建設中人民群眾反映的突出問題
一是農村土地承包使用等引發的問題突出。
1、承包合同不規范，給以後生產發展過程中發生糾紛埋下隱患。
2、決策運行程序不健全，時有損害村民利益或集體利益的事件發生。
3、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往往不完全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律政策進行，易造成干群關系緊張，發生矛盾和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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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查辦案件力度不夠，懲處腐敗分子和整治消極腐敗現象有待進一步深入；腐敗預防難見效果，腐敗大案層出不窮，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對反腐倡廉和懲治腐敗工作的信心。
三、作風建設存在哪些問題，應該採取哪些措施
存在問題：
一是思想觀念上浮躁，理論學習松懶。
二是公務消費上奢靡，鋪張浪費嚴重。
三是干群關繫上「疏離」，損害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 採取措施：
（一）以加強思想教育為先導，加強對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和廉潔從政教育。
（二）以解決突出問題為重點，大興密切聯系群眾之風、求真務實之風、艱苦奮斗之風，批評與自我批評之風。
（三）以嚴肅黨紀政紀為關鍵，堅決糾正損害群眾利益的不正之風。
（四）以強化監督制約為保障，認真執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幹部若干准則》及其他相關規定。
（五）以建立長效機制為根本，深入推進改革和制度創新，進一步做好治本抓源頭工作。
機關效能建設存在哪些症結，有什麼解決辦法
存在問題：
一是思想認識不夠到位，工作熱情有待提高。
二是管理制度不盡完善，工作紀律有待加強。
三是工作作風不夠踏實，工作責任心有待增強。
四是考核制度不盡合理，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解決辦法：
（一）提高認識，加強學習，確保效能建設進一步深入。
（二）強化教育，熟練技能，使幹部隊伍素質不斷提升。
（四）明確職責，加大績效考核力度，督促效能建設在工作中落到實處。
（五）加強監察，建立長效機制，確保效能建設抓出成效，形成機制，影響長遠。
四、當前農村黨風廉政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對策
存在問題：
一是農村幹部思想認識比較模糊，對農村黨風廉政建設認識不到位。
二是少數村幹部工作作風簡單粗暴，時有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情發生。

⑨ 3、為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加強對所有行使_____的____的監督，實現國家監察全面覆蓋。A、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第一條為了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加強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督，實現國.家監察全面覆蓋，深入開展反.腐.敗工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根據憲.法，制定本法。